1992 下海

在这一年的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句话，或许是那个春天最响亮的声音。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里，那些聪明而勇敢的人，敏锐地从这个声音里寻找到了自己的未来。

在江苏的华西村，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 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经商开始慢慢出现。但在92年之前，个体经商看上去更像是城市无业游民被逼无奈之下的最后选择。随着80年代经济飞速起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嗅到了市场的商机。在财富的诱惑下，他们战战兢兢地跳入了商海。如今活跃在中国商界的刘永好、冯仑等都是那时候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但更多人在观望。在最高层没有发出明确的信号之前，从商的一切行动都可能意味着非法和罪名。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那些内心冲动不安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都在观望和等待。因此，对于他们来说，1992年真的是一个春天。

先是年初邓小平南巡，紧接着在5月，国家体改委就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 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 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 180家。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变化》一书的作者凌志军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下海潮涌动之时，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据说在北京，这句话大有代替“您吃了吗”这一传统问候语的势头。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那时候做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情。1992年5月，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 带上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以“摆摊秀”的形式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赵明非还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并推行机构精简。

这只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在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里，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名字：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辞职后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这一年的政策变化发出了明确而积极的信号，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人民日报》甚至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经商。随即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这波下海经商的热潮也随即催生了“92”派的一代企业家。

“92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泰康人寿董 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 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 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但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如今，你走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能看到的墙体广告正是那时的发明。

不过，和在双轨制中靠批条子致富的富人一样，这一时期的创业者大多仍没有走出“原罪”，根据学者仲大军的研究，那次官员下海热潮是以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为契机的。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房地产业是一个对权力依附更严重的产业，也就是说，那次“下海”的过程中，权力和资本之间的转换更为明显。真正从整体上干干净净，白手起家的财富英雄，有待于几年之后的“海归派”出现。

但对于中国来说，1992年的春天，从更大的意义上真正拉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并终于将中国带入了不可逆转的发展通道，并从社会各方面，重塑了中国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