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官员下海在历次“下海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80年代中期,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批“下海”者。当时的官员下海大多还处于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半遮半掩状态,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商海,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第三次官员下海潮发生在2000年以后。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些下海的官员大多正当盛年,而且下海前大多身居要职,而且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下海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这一波官员下海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有:2000年4月,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处长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02年3月,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
一波又一波的官员下海浪潮,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机构臃肿所导致的减员增效。中国财政已成为“吃饭型”财政,导致很多人才窝在政府机关里无所事事,官员下海对缩减财政、供养人员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一些年轻干部和专家型领导在政府机关里压抑,不能发挥突出作用,不如下海寻找新的人生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进行了六次比较大的机构调整,分别是1982年、1988年、 1993年、1998年以、2003年以及2008年的改革。不过,政府机构历次调整仍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
第一次在1982年。这次政府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革结束,瘫痪的政府部门开始恢复运作、大批老革命也平反重新回到岗位上,于是政府部门从32个部门激增至100个,导致国务院机构林立,职责不清、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官僚主义严重成为突出问题。为解决问题,中央开始精简机构,并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又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在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后,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随后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
第二次是在1988年。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心已经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政府机构的设置和相应职能需要随之转变。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人员增减相抵后,编制共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是在1993年。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并要求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组织机构。改革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
第四次是在1998年。当年,外电曾评价中国的改革闯进了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当时的政府总理朱镕基,在两会闭幕式上说了一段广为流传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次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算得上历次机构调整中裁减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五次是在2003年。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由28个部门组成,其中增设的部门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六次是在2008年。大部制改革。为了改变政府部门林立、机构繁冗、职能交叉的现象,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大部委制”的改革,这给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带来权力结构、政府的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一种新的改变,但因为也涉及到要剥夺一些人的权利,受到了不小的阻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机构每一次调整,都会涌现一批官员下海的热潮。(资料来源:《英才》杂志、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