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代炒股大户

1990年12月19日，上午9时，随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容基举起棒槌，一声沉重而清脆的锣声响彻大厅，绝迹了40余年的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交所宣告正式开业。

上海的第一代炒股大户，如今公认的大约是十四五位，他们是：被称为“3只领头羊”的杨怀定，杨良正，杨卫国;“舰队司令”蔡铁阳;“小山东”李森发;“大老李”李双成;“哲学家”陈林坚、李志林;退休医生邬明扬;盲人吴继明;教师应建中;以及孙鼎、江震锦、余建强和许春华。

他们进入股市时的年龄，从30多岁到60多岁不等，他们的文化程度，除两位“哲学家”具有博士、教授文凭，个别人具有大学学历外，大多仅有中学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中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就有五六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后，当个体户的也曾有五六个，而毅然辞去公职走进股市的也有五、六个;他们在入市的时候，本钱都不大，多数才几千元，最多的也才几万元。经过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运作，他们都先后成了大户，身价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他们中经历了股市的风风雨雨，如今成为“被‘消灭’的大户”的有五六位;其中杨卫国在3000万元刷光后，精神失常，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落魄街头，余建强则承包了一个家电门市部，做起了小本生意;而当年有上海大户室第一号大户之称的杨良正，则不仅欠下了一屁股债还卷进了一场旷日待久的官司不能自拔;孙鼎和江震锦则在从千万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之后，经过痛苦的反思，满怀“重上井冈山”的壮志，东借西凑了一些资金重返了股市，并决意向大户目标冲刺;他们中有的人采取了退隐江湖，淡泊人生的态度。

如今，他们早已“风光”不再，大机构、大资金以10倍、百倍于大户的实力左右股市，“大户”的称号已不再属于他们。追寻上海滩第一代炒股大户的足迹，不难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所以较早涉足股市，都是源于贫穷，希望改变自己及家庭的困境。这是新一代中国股民的共同命运，共同心态。

“杨百万”杨怀定

杨百万，杨怀定，人称“杨百万”、“中国第一股民”，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股票市场上炽手可热风云人物，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户们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人还活跌于证券市场。杨百万具有江浙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与金融意识，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后来其故事被包括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并在1998年被中内电视台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

一个时期来，社会上关于杨百万的传言四起，其实杨百万还是杨百万，只是近年来他更务实，更谨慎了。这几年，由于股市不断扩容，大机构、大资金的不断进入，像杨百万这样的昔日股市大户，已不可能再在股市呼风唤雨，更不可能再操纵股市了。于是，他采取了慢慢淡出的处事方式。

他把自己的资产分成3份：一份买房子、一份买国债，一份投资股票。在投资股票的那部分中，他又一分为三：一份看准绩优股买入后长期持有;一份做短线，炒黑马;另一份机动。他选择股票也与众不同。他的首选标准不是这个股票的上升空间有多大，而是下跌空间有多大。他一般选择没有下跌空间的股票，然后再在下跌空间较小的品种中选择上升空间较大的品种。他的哲学是：做股票首先是不输，然后再去赢。1996年，他一直在买卖“成都工益”。他从3.50元做起，待上升到8元的时候，就全部抛出了。

他说，我既然已经是职业投资者，就得从股市中去拿“工资”。他的那一份炒短线股的钱就是今天买进，明天卖出，赚一点差价，一个月有几千元，可以维持家庭开支便心满意足了。

“小山东”李森发

人称“小山东”的李森发，出生在典型的工人家庭。他是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妹。常年做炒货小生意的父亲，因为偷税漏税被判刑3年的时候，他才12岁。一家人仅靠母亲的40元收入，显然是无法生存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12岁的他就开始帮助母亲养家糊口，每天放学后，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到菜场里去拣菜皮……贫穷两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67年，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李森发就“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干就是10个年头。在1979年知青回城中，他顶替母亲回到了上海。一起回沪的还有同为上海知青的女朋友。可是，婚事吹了，恋人跑了。李森发又一次尝到了贫穷的滋味!

进入80年代后，广东得改革风气之起，率先打开了国门。一次，几个朋友相约南下广州去“呼吸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李森发怀揣工作多年的2000多元积蓄，企盼上天能赐给他一个发财的机会。一天，他好奇地走进火车站旁的一个宾馆，想歇歇脚，喝杯饮料。他一看价目表，吓了一大跳，一杯普普通通的饮料，竟要10元钱，这是他3天的工资啊!他不敢在广州久留，因为在那里，他辛苦了多少年才积攒起来的2000元钱，一天就能花个精光。回到上海，如何摆脱贫穷、走出困境成了他日思夜想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他咬咬牙辞去了每月仅拿70元工资的工作，当起了冬卖炒货，夏卖水果的个体户。80年代后期，上海最早的证券公司--静安申银，就在李森发家的对门开业了。公司门前天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天，李森发问到他摊位上买西瓜的炒股人：你们一天能赚多少钱?当他得知他们有的一天能赚几千元时，他简直目瞪口呆了。他大为感慨：我一天忙到晚，最多也只赚个几十元。“不行，我还得改行!”他又一次豁出去了。把几年来积蓄的5万元钱悉数买了“小飞乐”股票。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小飞乐”股票的价位整整翻了几个个儿，他不失时机地全部抛了出去，一下子就赚了7万多元。

他尝到了炒股票的甜头后，立即结束了卖炒货和水果的个体户生涯，开始当起了炒股专业户。也该李森发要发财，那年头，股票的价格都是只有朝上没有朝下的单边走势，几年里上海的股市一直见涨，李森发自然实实在在地赚了一大把钱。

1990年12月19日，当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申银证券公司开设了上海第一个大户室的时候，“小山东”以百万元身价，与“杨百万”等十数人一起昂首走了进去，成为了中国第一代个人证券投资大户。

“盲人大户”吴继明

盲人大户吴继明不是先天的盲人，小时候他的视力很好。他从小喜欢足球，进入中学后，他成了校足球队队员。一次踢球时，一只球飞过来，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他的眼睛，教师和同学连忙把他送到医院。在给他治疗中，不慎引发了严重的感染，他的双眼从此失去了光明。

一个在色彩斑斓的世界里生活了17个年头的人突然失去了双眼，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吴继明想到了死。但死既容易又不容易。于是他又想到了活，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死了就意味着失去了任何机会。双眼失明了，书自然是不能再读了，于是他进了一家专门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工厂--低压电器开关厂，从冲床干到车床，又从车床干到刨床。福利工厂工作，收入是很低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已。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吴继明的耳朵里开始不断地传来别人如何发财致富的消息，他按捺不住了。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去冒险拼一拼。

于是，他果断地辞去了公职。先在公园门口摆摊卖气球。因为是一个人干，没有帮手，他常常整天不吃也不喝，怕的是上厕所。因为一上厕所，摊位没人看，气球被人顺手牵羊了怎么办?

后来，他又到新疆贩过哈蜜瓜，在上海倒过钢材。可是，几年下来，吃的苦3天3夜讲不完，可赚的钱却有限。但公职已经辞去，脚下的路在何方?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股市在上海滩上悄悄兴起了。1989年6月，股票价格直线下跌。吴继明带了300元钱来到证券公司，左打听，右打听，花了150元买了二股“豫园商场”。第二年年底，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又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豫园商场”的股价扶摇直上，每股一直炒到10040元，吴继明在8500元时抛了出去，大大地赚了一笔。

正是赚的这第一笔钱，促使吴继明从此一头扎进了股市。当然，在他的股票生涯中，有输也有赢，但总体上是赢多输少。一个每走一步路都十分小心的盲人，自然会在操作中提防来自各个方面的陷阱。同正常人那样，整天在证券市场里跑出跑进。但他发挥自己听觉、嗅觉和触觉格外灵敏的优势，加上恰当的定位，终于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大户。

李志林

李志林是个躲过“上山下乡”运动的幸运儿，他当过工人、干部、记者、编辑，考上哲学研究生之后，他还是走马灯似地换着职业。熟悉他的人都说，李志林是个天性不安份、既好动，又好斗的人，他思维活泼，行动果断。在哲学最吃香的时候，他迷上了哲学，写出了题为《言论与传统思维方式》的长达30万字的论文，博得哲学大师们的一片喝彩;在读书最吃香的时候，他又考上了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博士生，并且深得冯老的赏识;在人民币最吃香的时候，他自然也绝不会无动于衷……李志林的投入股市，自然也是源于贫穷。当知识分子，做一个教书匠，在任何国家都是清苦的，何况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大家都清苦自然是无所谓的，问题是自从改革开放后，随着分配距离的拉开，出现了有人清苦有人不清苦的情况，这就难免让一些处于同一阶层，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动心了。

一次，他去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界的国际会议，世界各国的知名者济济一堂。中午休会是，主持人宣布，会议期间午餐一律自理，但中国大陆的学者请到门口领午餐费。当李志林与那些满头银丝，著作等身的国内哲学界泰斗，在一起排队，领取那一份少得可怜的午餐费时，内心悲怆不已。尽管这是主办者的好心，但他的心却在流血，他觉得这简直就像日伪时期领户口米，他下决心要改变自己，再不能等国家来帮助知识分子!

于是，李志林一手拿着哲学辩证法这个法宝，一手拿着家里的存款走进了股市。并且，很快便成了上海股市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不过，他的大户称号不仅仅是在资金上，而主要在他用哲学的头脑、哲学思维作出的服评上。

当然，现在的李志林已经摆脱了贫困，他再也无须为一顿午餐去领受别人的白眼，但他能否成为上海知识分子的首富，是有待时间来证明的。

邬明扬

邬医生认为：炒股票其实与战争一样，要运筹帷幄。资金就是你的部队;选择股票就是选择攻击目标;购买时间就是捕捉战机;使用资金就是布阵，不仅要有一梯队，二梯队，还要有预备队。

邬医生跨入股市后买的第一只股票是“电真空”，当时每股535到200多元。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采用了“平摊法”，在低价位又补进了一批，经过两次分摊，终于把手中的股价降了下来。后来，“电真空”反弹，一直涨到700多元，于是他赚到了入市后的第一笔钱。他说，赚钱当然是高兴的，但我更高兴的是懂得了一个基本道理：知识投资一定要先于资金投资。

操作炒“金桥”是他的得意之作。1993年3月底，上海股市从1530点急剧下挫，直跌到930点附近。一时间，市场人气涣散，“空头”们断言大盘非跌进700点不可。邬医生虽未被套，但对大盘的这种跌势深感不安，同时又觉得有机可乘。他认为，“金桥”股份公司地处浦东开发区，外资以每月一亿美元的数额进入，前景看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金桥”的上市开盘才9元多。于是，他决定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组织联合兵团进击。经过他的四处游说，一个“联合兵团”终于组织起来，将“金桥”一直炒到16元。“金桥”一上去，带动了整个浦东板块一起跟进，随后其他股也开始上涨，从而使颓跌的大势翻转，上证指数回升到1380点，并且在千点以上坚持了近一个月，给众多理智的投资者提供了从容撤退的机会。

这次炒“金桥”后，邬医生想想也有几分后怕，他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全部出动，一旦失误，等待他的是“全军覆没”。好在他知己知彼，把握准了战机。

李志林说：股市是千百万人参与炒作的市场，是一个充满风险，有着极大投机性的市场，它的涨跌起伏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人为的因素和政治消息的影响。但是，说和做有时往往不是一回事。李志林初进股市时，总想一口气吃个胖子。结果自然是时好时坏，一会儿赢了，转眼又输了。然而，正因为他是研究哲学的，喜欢归纳、分析、比较、总结，慢慢地倒悟出了不少道理，并用这些真知灼见去指导炒股，从此再也没有大起大落。

盲人吴继明的策略是以做波段行情为主，选择股票也以选择绩优股为主，而极少涉足劣质股的赌博行情。他说，做赌博行情的输赢往往在几分钟之内，而自己双目失明，不可能随时随地从电脑上获取信息。于是，他将自己定位在一个以做中长线为主的投资者位置上，而不去做一个职业炒手。这正是一个盲人成为大户的全部奥秘。

“青皮蛋”杨卫国

在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中，跌得最惨的要算是“青皮蛋”(脸上有一块青记)杨卫国了。

当年，杨卫国是上海滩上出了名的“打桩模子”，即整天站在马路拐角上，贩卖国库券和外币;再后来，他又倒起了邮票、钱币之类的。几年下来，他发了一笔不小的财。股市开始后，他便顺理成章地进了股市。

进入1994年后，“青皮蛋”的身价达到了3000万。对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3000万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用这些钱来过日子，一辈子也吃不完，用不光。可是杨卫国不满足，他的目标是要成为亿万富翁。俗话说，人是世界上最贪婪的动物。何况，杨卫国觉得这3000万来得太容易了，简直同吹泡泡没什么两样，越吹越大。

不久，期货市场也开张了。杨卫国听说做期货赚钱更容易。于是，他立刻转向，把3000万资金全部投入了期货之中。他第一笔做的就是319国债，而319国债的“空头”是中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杨卫国以148元的价格买多，“中经开”便往下打压;杨卫国见价格下跌，便再买;“中经开”一路打压，杨卫国死不悔改，一路买多。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价格下跌8元，滑到了140元，杨卫国的3000万输得一干二净，成了个彻底的穷光蛋。

后来，有人在为他总结教训时指出：首先，你杨卫国不应该选择“中经开”做对手;其次，你不应该用炒股票的经验来做期货，股票可以越跌越买，而期货则完全看实力。有实力，你可以把价格抬到离谱，也可以压到让人看不懂。何况，炒期货付的是保证金，如果没有能力买下合同，保证金就被吃掉。

平时，杨卫国是个极其节俭的人，即使在有了3000万身价后，也是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从不“打的”;中午吃饭时，总是一碗咸菜面打发。有人劝他吃得好点，他回答说：“吃好的有什么意思，拉出来还不都是屎”。对他这样一个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人来说，一个月输掉3000万，自然无法承受。

于是，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据说不久前有人在一个公园里看到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自言自语。

孙鼎

孙鼎，这个曾经有“上海滩第一炒股人”之称的“老三届”，在成为大户以后，他不仅买了私家车，而且买了4套房子，这就可见他的身份和实力了。

然而，因为有实力，他便开始做庄。一次，几个人与他商量，联手炒一只股票，他答应了。可是，当他按协定大批吃进的时候，别人却将筹码全部抛给了他。当他醒悟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为之输掉了一大笔钱。

输了钱就想翻本，于是他便大量透支，谁知股市开始“走熊”，他的股票悉数被套，帐面上已是“白板”。证券公司看在他是大户份上，提出将他的筹码锁定，待股价上升时再抛。然而，他不死心，又转到另一家证券公司做，谁知没多久又全部被套住。这家证券公司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在抛光他的股票后，因不能抵偿，便又将他被锁定在原先公司的股票抛了出去。结果，两家公司闹了起来，并一直闹到了公安局。公安局收缴了孙鼎的汽车和房产以抵债，他就此破产，从一个千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老婆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语录

中国股市经历了10年风风雨雨之后，已经为所有的人所接受。由于股市的日趋规范化，第一代大户的素质显然已无法与之匹配。但是，他们的经历、经验和教训，却是很值得后来者借鉴的--

杨百万说：“一个职业的股市投资者，不能心太黑，心太黑了就会去做赌博行情，一赌就会有风险，你赢10次，100次，但只要输1次，就会倾家荡产。”

蔡铁阳：股市对人的考验真是太残酷了。面对瞬间的金钱得失，有的人挺着胸，有的人跑下来，这一幕幕我都看到过。

在股市投资，应该从“人民公社”回到“单干”。因为，股市最能体现的是个人意志，个人爱好。在股市想操胜券，还得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当年，我们这些炒股大户圈子中的人，文化素质不是很高，没有远见，这时候如有高文化的加盟，我在上海股市的命运也许会改变……

李森发：过去的股市，齐涨共跌，好做得很，而如今的股市，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懂。那些庄家的手法越来越诡秘，简直让人无所适从。我只读了一年初中就上山下乡，回上海后又没有好好读书，如何从报纸上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透过企业财务报表上的蛛丝马迹判别一个企业的业绩优劣，真是让人伤透脑筋。邬医生：炒股票和打仗一样，是一门指挥艺术。艺术是要不断创新而且不进则退的。

江震锦：没有经过大起大落的股票投资者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杨百万：证券交易是一门学问，是一种高级生意，靠的是知识和信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不是在牌价上做文章，而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摸清国家的“大行情”和企业的“小行情”，这样才能稳操胜券。

我们的兴趣现在并不主要是在赚钱上，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这种综合智慧的竞技场上，中国人并不平庸。我现在依然十分俭朴，我有我的精神寄托。

李志林：股市作为资本市场，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质的规律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

中国股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产物，它除了带有股市的一般规律外，更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中国股市比之认识一般国家的股市，难度会更高一些和复杂一些。

在股市中的多空搏杀，说到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较量。人们要警惕和克服贪婪、恐惧和从众这人性中的3大弱点，在操纵股票过程中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完善，争取人性的真善美。

“在股市里输掉的是钱，赢得的是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生经验和经得起大起大落的精神财富!”这是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