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股市

撰稿 陈文森

1990年12月19日上午11点，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授权证交所总经理尉文渊鸣锣开市。此时，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就此响起。

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毕竟有40年没有搞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抛出，未达三秒便被万国证券抢去，于是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吃进，成交价365.70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国证券史上的第一笔交易中都亮相了。

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横空出世，其背后有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水到渠成。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各种形式的股份凭证相应而生。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只股票，“小飞乐”。

到1985年上海发行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时，“股民”这个词汇也产生了。当时负责代理发行的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副经理胡瑞荃回忆：“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公交车也开不动了。”原计划柜台发售的350万股被一抢而空，到当天下午3点，市民一共买走了470万股。

1986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出席者大都是美国政经界要人。会后，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的证券样本和徽章。凡尔霖原本担心社会主义中国的领袖会拒收这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产物，不过邓小平不但收下了礼物，还回送给他一张面值人民币50元的“小飞乐”。

1988年11月，王岐山、周小川等在中南海向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作汇报筹建证券市场的工作，姚依林拍板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3月，“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这些举措都为后来证券交易所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1990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访问美国期间，突然宣布要在上海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时间就是1990年的12月份。此时尉文渊率领的筹备小组已经把证交所的地点选定为北外滩的浦江饭店。

在场内交易方式的选择上，不少人还主张采用《子夜》里描述的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的传统方式。但上交所从人民银行借出100万，下决心建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搞不太清楚的科研人员，在几个月的摸索中，居然让上交所从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开始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

与此同时，在特区深圳，成立证交所的工作也在展开，1988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同年11月，深圳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开始筹建证交所。

1990年夏，深圳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愈来愈热，市面上形成了“黑白两市”的局面。但深交所却迟迟不能获得成立的批文。等到上交所即将开业的消息传出，深圳再也坐不住了。

11月，市委书记李灏到证交所筹备小组视察，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筹备组的回应是“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试开市”。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没有像上海那样大张旗鼓，直接催生者李灏没有出现在开市仪式上，而是委派了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董国良出席。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 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要到1991年7月才下达，当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李灏等人都热热闹闹地出席了“开业仪式”，用禹国刚日后的话说，“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股市”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但以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而论，当时的股民已经足以被称为“狂潮”。当时每晚6点整中波792千赫原上海经济广播电台播报的上海股票行情，成为大多数外地股民获取行情的唯一来源。

1991年的沪深股市，让中国的证券市场同时展现出牛、熊格局。原本如火如荼的深圳股市在证交所成立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走势，政府对股市非理性上涨的关注使得涨势最凶的深发展成为第一只被调控的股票。1990年12月，深圳党政干部回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售出深发展的股票，深市急转直下，开始9个月的长跌，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只剩三十五个亿，1991年4月22日，深市达到了恐慌的极点，这一天的成交量为零。

到9月，深圳已经召开了5次救市会议，最后终于拍板机构入市。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2亿元，开始回购深发展的股票，深发展连续一个月的上涨行情终于让股民们明白了“托市”的含义。到10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救市”从此成为中国股市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

另一边在上海，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已经在国库券市场上获利颇丰的股民杨怀定在上交所开业的第一天以375元买入了500股电真空股票。后来股票涨到500多元，他售出获利，结果电真空又跌回370多元。当时甚至有人指控杨怀定操纵股票价格，但杨怀定所凭借的，只是对公司信息和市场利率的研究与判断。杨怀定后来成为中国股市的传奇，人称“杨百万”。

上海的股票涨的实在太疯，以至于上交所不得不将股票的涨跌板一再缩小到0.5%，无人售股而股价疯涨，最终上交所又出台规定，如果股票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上涨。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一旦成交量积累成功，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

竞争是早期证券市场发展的主线之一。早期深圳交易所做了一些事以后，上海就有很多学习借鉴的地方，包括印花税也是深交所先开，上交所跟进。上海市场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深圳也开始看上海了。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交所的无纸化、电脑交易走在了深交所的前头，包括办一张自己的证券报，上海和深圳也在互相学习促进。

股市活跃的更大背景则是10年改革开放中国民众小有积蓄的经济现实。1988年的抢购风已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积蓄贬值的担忧，但那时还停留在实物和货币的形态上。股市的出现，使民众的金融意识突然觉醒，资本的魔力自此张扬开来。

当然，两市草创伊始，诸多不健全处也展现出来，上交所在试行涨停板之后决定全面放开股价，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延中实业单日暴涨了70.27%，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上涨到10500元，涨停板最终还是恢复使用。

1992年8月，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多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000多张身份证――用于认购新股。

到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晚抽签表售完时。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在目睹了内部人员的不公正行为后涌向市政府，爆发了群体性事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首任证监会主席是刘鸿儒。股市的监管权限从地方政府开始向国务院转移，到1997年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中国的股市才离开了草莽英雄的时代。

“股票能赚钱”几乎一度成为所有股民的共识，股市的涨跌起伏也成为牵动中国社会的一根琴弦。当年的投资者曾经背着一麻带、一皮箱的现金前去交易，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武汉，乘警李向荣1988年到深圳，看到街头设点卖深发展股票，他们先用1000元买了50股。此后第二次、第三次来深圳，发行点仍在那里，他们总共用6000元买了300股，共6张券。回家后，这对夫妇把买到的股票夹在了一本书里，1990年搬家时股票找不到了，直到1997年才在家里找到。当2000年李向荣向深圳发展银行索取收益的时候，当初的300股股票已经价值849.65万元。

从6000元到849.65万元，正是一个个神话般的故事，让中国股市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股民，日复一日的上演着各式各样的人生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