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揭露《汪日密约》 赴美避难摇身从商

本文摘自《随笔》杂志2009年第5期   作者：胡长明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中国现代有名的“日本通”。他1935年出任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1934年到1939年间中国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熟悉诸多谈判内幕。1940年1月,他与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全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时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此后,高宗武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成了“谜”一般的人物。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在此说说高宗武旅美期间的几件事,希望引起治史者的兴趣。

一、回忆录出版的一波三折

“高陶事件”发生后,蒋介石颇感欣慰,称其为“浙中健儿”,并托杜月笙转交他给高宗武的一封亲笔信,对高宗武弃暗投明的行为表示欢迎,并表示:高宗武“今后如愿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过,依愚见,最好渡美考察”。高宗武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遵命赴美。1940年3月8日,化名“高其昌”的高宗武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的身份,偕夫人沈惟瑜离开香港,辗转于5月29日抵达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根据蒋介石对高“多予照拂与维护”的旨令,对初来乍到的高宗武夫妇悉心关照。胡外出演讲时,便由大使馆三秘游建文及其夫人陪伴高宗武夫妇。6月15日,高宗武夫妇迁入康涅狄克花园415号,两年后搬至Kalorama Road 1915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又迁居Van Ness公寓,过上了自谓“在简单中求安定,在苦闷中求清静”的隐居生活。

高宗武在历史上虽然算不上大人物,但因缘际会,他得以在中日关系最敏感、最艰难的岁月充任中国对日交涉的主要谈判者,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而且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都极为密切,所以其身上负载的历史信息又是丰富而沉重的。他刚在美国安顿下来,包括胡适在内的诸多老友便劝他趁赋闲的机会,将自己对日本政治社会的认识及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写出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等人更是“大义相责”,说如果不写,将对不起同盟国及苦战中的祖国军民。高宗武无话可说,遂决心做一个“Facts teller”,书名定为《日本真相》。

高宗武从1942年5月29日开始动笔,至1943年2月历时九个多月草成书稿,共约十五万字。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九•一八以后的中国外交方针”,阐述了从1931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战略,并回忆自己所参与的历次重要中日交涉事件,如与伪满洲国的“通邮事件”、成都日本领事馆事件等等;第二部分“日本制造傀儡政权”是全书最富史料价值的章节,高宗武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托,对汪精卫投敌的心理过程和具体环节,对“高陶事件”始末,对自己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等言之甚详;第三部分“日本内幕”则是他长期研究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心得总汇,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史和民族性格颇多个人创见。

书稿草成后,高宗武首先送给胡适一阅。那时胡适已卸任大使职务,但仍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活动。胡适放下手头的工作,在通读书稿后致信高宗武说:“此书不一定是best seller(最好卖家),但应该有一个很高的dignity(位置)。有些地方,你最好用点功夫耐心作些小注,使读者易于明了。关于第一部第一章,我觉得有此需要,这章也写得不坏。你可再读一遍,充实其内容。”又写道:“老实说,你的初稿实在是随兴致写去,颇不讲究文字与体裁,故是一部草稿……鄙见如此,想老兄不怪我乱说话。”胡的意见很直率,很中肯,高宗武据此对书稿作了一次认真的修改和梳理。

高宗武在美国事事谨小慎微,奉行低调做人的原则,所以在书稿基本成形之时,他致信陈布雷,通报了自己的写作事宜和出版计划。因他的哥哥高公度及至亲数家都在上海经商,深虑敌人报复,故他告诉陈布雷,说自己“仍在犹豫中,未知此点可否请转呈委座与月笙先生商一办法,但亦不必过于勉强”。不久,高宗武便收到陈布雷的回电,说“近况已呈委座,大著请兄放心出版,无需考虑,此亦吾人报国之一道也”。得到这一“圣旨”,高宗武便倾全力于此书的出版,希望为美国人战胜日本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

起初,接替胡适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魏道明给高宗武介绍一位名叫约翰•库尔格伦的美国朋友,帮助高宗武编辑并联系出版事宜。库尔格伦时在美国战时军事情报处工作,过去曾在中国生活十几年,会说中文。在他的帮助下,高与美国战时情报处签订合同,并雇佣陈爱丽等四名中国人担任翻译。这一工作进行到1943年8月,忽然传来美国国会剥夺战时军事情报处在国内宣传权利的消息,出版合同就此作废。

1943年8月25日,高宗武带着书稿到纽约拜访《大美晚报》的创办人斯塔尔先生,请他帮助编辑并联系出版,并把胡适先生的推荐信拿给斯塔尔一阅。胡适称高著“绝对是第一手资料”,“是战时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答应为该书作序。斯塔尔眼光很敏锐,对该书极感兴趣,同时也坦率地说前言写得“太客气,太谦虚,太中国味”。他当即邀请高宗武去他的农庄过周末,做进一步的商谈。8月29日,高宗武与胡适、徐大春前往斯塔尔的农庄,在轻松的气氛中就该书的编辑和出版进行讨论。斯塔尔说:“这本书很有可能成为最好卖家,但必须重新编辑,要使美国大众发生兴趣,销售就会好。最好三百页以内。要肯花钱宣传,因为在美国出书宣传特别重要。”他推荐奥特丽(Utley)女士负责编辑,书名拟改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奥特丽出生在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1939年来美国,出版过“Chi-na at war”、“The Dreams we lost”等著作。

胡适对该书的编辑予以了全程关注。1944年2月4日,他给高宗武写信说:“奥女士为大作,确实用心用功,你夸奖她,她一定十分高兴,一定更热心工作。”又说:“Starr(斯塔尔)手下有两人是能文的,一是Utley,一是Mr.Woodhead。听说Woodhead颇有帮奥女士忙之处。此君是一只两脚书橱,记得中日人物掌故不少。”2月29日,胡适再次致信高宗武,说请奥女士编辑此书大致很适宜,“她的知识在一般‘鬼作家’之上”,而且“她的文字大体不坏,虽极忙碌中赶成,大致尚好”。事情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万万出乎高宗武、胡适意料的是,奥特丽女士忽然提出自己为该书出力甚多,要与高宗武分享著作权。高宗武坚决不同意,并写信给胡适,希望他帮忙将书稿从Doubleday.co(双日出版社)拿回。胡适急忙打圆场,一方面嘱咐高宗武不要急于拿回书稿,因为“这样会引起争执,并可能伤害你将来同出版商的交易”,另一方面要斯塔尔出面制止奥女士的过激行为。但奥女士固执己见,高宗武只得再次放弃出版。

高宗武并未因此事而气馁,随后他又联系上美国资深外交家索尔兹伯里,请他出面帮忙出版此书。索尔兹伯里曾担任《远东观察》主编,并在中国和日本服务多年,此时正赋闲在家。他非常愉快地答应编辑此书并联系出版。从1944年7月18日到9月1日,索尔兹伯里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编辑工作,全书254页。紧接着索尔兹伯里联系了多家出版商,但却纷纷遭到拒绝。主要原因是此时远东战局已经明朗化,日本战败已为期不远,此书的价值因此而大打折扣。事情拖到1945年,高宗武认为该书已错过最佳出版时机,故不再寻求出版。

1994年,高宗武病逝于华盛顿。2004年,夫人沈惟瑜也随之而去。高宗武孙子高昕在清理两位老人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部尘封六十年的中文稿《日本真相》。无独有偶,就在高昕有了重大发现时,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先生也在朋友的协助下,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得高宗武著作的英文稿。这份英文稿保存在上述美国资深外交官索尔兹伯里(Salisbury,188l-1976)的档案中,很可能是索尔兹伯里在替高宗武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陶恒生先生如获至宝,因为他当年写《“高陶事件”始末》时,不知尚有高宗武的回忆录存世,总感到在印证其父的某些回忆时缺乏有力的旁证,一直引为憾事。陶先生将英文稿复印后,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将其译成中文,并陆续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正当他有意将此书出版时,他得知高宗武的家人已发现该书中文稿,并积极在中国大陆寻求出版,便停止了出版高宗武遗著的计划。

《日本真相》一书的英文稿经过多人修改,在结构、内容和观点上与中文稿有较大的出入,因此,中文稿比英文稿更能反映高宗武的真实想法,更具有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2008年底,《日本真相》一书终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