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打破铁饭碗

1986年的8月3日，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沈阳防爆机械厂大门被贴上封条，门口挤满情绪激动的职工。有人嘴里痛骂着，有人擦试着眼角的泪水，还有人向紧闭的大门献上花圈……不是某个亲人离他们而去，职工是来向他们称之为“家”的工厂“道别”。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国企倒闭时的场景。

职工们愤怒哀痛之外，更多的是想不通，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居然也会倒闭，而他们即将面对“下岗”。 沈阳防爆机械厂的命运，宣告新中国公有制企业同样可以有生有死，在当时造成巨大震动。该厂厂长石永阶，时年58岁，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破产厂长”。

建国之后，中共很快对城市手工业、民营工商业和农业系统进行大改造，这场浩浩荡荡的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更被称为“三大改造”。对私营企业进行改造时，政府制定两套措施，一是针对那些在华的外资企业，一律没收，交由国家分配；二是针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公私合营，在企业中注入公股，向企业派驻国家干部，逐步将私企国有化。1966年，全国已经基本将公私合营的企业转化为国有企业，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

50年代中后期，依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中国在农村迅速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人民公社，其特点是“政社合一”和“一大二公”，更把“公有”这种所有制形式在全国推向极致。“一大”即并小社为大社，“二公”就是越公越好，消灭一切私有。农民的自留地、自养家禽牲口、房前屋后的花草树木都得当作资本主义残余搞掉。

这种全面模仿苏联的所有制结构，对此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后，国家领导层不断对这种所有制模式进行反思。时有俗语讥讽道：“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企业虽然挂着“国有”的称号，实际上由上级说了算，政企不分、权责不明、效率低下、冗员众多、机构臃肿；按照指令与计划生产，从不考虑市场与民众的需求；职工主人意识淡漠，对企业利益毫不关心。

由于不是社会办企业，而是企业办社会，一个企业从医院托儿所到工青妇机构，几乎一应俱全，自身背上沉重财政包袱。企业奖惩制度不明显，多干少干一个样，在“大锅饭”思想统治下，职工工作积极性低，迟到旷工、打牌聊天、看报纸喝茶、上班带孩子打毛衣，这些人浮于事的现象从机关到车间屡见不鲜。工厂连年亏损，而经营权掌握在上级手里，领导走马灯一样地更换，谁都不用为亏损负责。国家每年要投入巨额资金弥补企业亏损，追根究底，这些钱还是出自纳税人。

马季和唐杰忠曾有一相声《多层饭店》，用夸张手法有力讥讽了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现象，出差住国营饭店，盖完无数公章，终于入住，为吃了碗面条，又经层层审批，当自己坐上火车回去，面条终于审批下来了。

但对当时的国企职工来说，尽管生活不富裕，尽管有等级导致的待遇差别，但工厂再亏损，工资照给，房子照分，很多福利一点也不少，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生老病死福利政策，进了国营企业就犹如进了保险柜一样安全。所以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职工，不知道什么叫破产，什么叫下岗，更加不知道什么是失业。可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企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早在1978年，中央已经看到了国企现行制度的种种弊端，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让国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一年后，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从1978年的10.17亿元财政赤字转为1979年的135.41亿元的财政盈余，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但这种表层的改革触及不到问题的根源，全国依然有一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1984年沈阳市政府发现，他们根据工业局的测算，仅轻工、化工、冶金等11个部门下面就有43加企业亏损，资不抵债。沈阳市防爆机械厂1983年的固定资产仅五万元，却已经欠下了40余万元的巨债。时任沈阳市市长的李长春给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发了一份批示——“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如何退出市场。此项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先做起，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够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1985年2月9日，沈阳市出台了《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按照《试行规定》要求，连续亏损两年，亏损额超过资产总额80％，达到破产警戒线的企业先给予黄牌警告，经过一年整改后，仍无起色的，宣布破产。当年就有三家企业被黄牌警告，一年以后，沈阳市防爆机械厂宣布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外国媒体称之为“中国改革的一项重大实验”。然而，对于中国普通职工来说，这是来势汹涌的下岗浪潮的前奏。

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接受德国《商报》记者柴德立兹采访时指出：“要保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只留现有人数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那三分之二是富余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那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如果让他们靠社会保障生活，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这一年，中国迎来国企改组和破产的大潮，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下岗大军。据劳动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年中国下岗职工累计达到300万人。此后下岗人员的数量逐年累积增长，1997年，中国累积下岗人数已激增到1152万人，光辽宁一地，下岗人员高达126万人。下岗亦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

在这波下岗大潮中，有一半以上是最为基层的生产工人，他们大多岁数在40-50岁之间，学历不高、知识不多、不懂高科技、不懂新技术，所有的只是常年累月在工厂工作所积攒下来的一点点经验。但是他们是国企改革中必须去掉的“沉重包袱”。很多人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或是被一次性买断工龄，拿到数千元的一次性补助，或者是成为企业节流的一部分，待业在家，拿100-300元不等的基本生活保障工资。

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1999年，全国有1210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492万人，再就业率为42%；2000年，全国有1098 万下岗职工，当年再就业361人，再就业率为35%。从1998年年底到2003年6月底，国企下岗职工总计2780万人，其中有185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达到了67%。但是下岗职工就业难仍然是一个事实，国企改革仍在进行，下岗人数逐年递增，就业形势依然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