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计划生育

全国6.01938035亿人，大陆人口5.806亿，城市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这是1954年11月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1949年后的首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发现中国远不止“四万万同胞”，建国之初沿用民国时期中国4.7亿人口的数据得到修正。

建国后四年，经济得到一定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大规模战乱终结，加上政策鼓励的因素，4年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3%。经过这次人口普查，中央认识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节制生育的观念在国家领导人中普遍萌生。

然而在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前，节制生育并未成为主流看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是中国人传统的生育观念；建国初全盘学习苏联，在人口与生育政策上深受其影响，但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苏联则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把多生多育和人口增长当作制度优越性的表现，生子众多的妇女常获“英雄母亲”称号。

历史视频：计划生育

鉴于诸多原因，节制生育的观念常被贴上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标签。“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己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己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1949年9月，毛泽东撰写《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反驳的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因其认为如何解决吃饭历来是中国的大问题，作为美国左派政党政治家，艾奇逊关注人口与吃饭问题不足为奇。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认为，革命加生产能解决吃饭问题。虽然毛泽东没有提到今后是否控制人口的问题，但无疑为今后中国的人口政策曲折变迁，留下不少伏笔。总之，建国头四年，“人多是好事”，这是主导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初，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对“绝育”和“流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办法。最早的一部法规是《机关部队干部妇女打胎限制的办法》，1950年颁布，规定了极严格的打胎流程，如要丈夫同意，医生证明，首长批准，擅自打胎者，要给予处分。

后来又有《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及《婚前健康检查试行办法》，卫生部还通知海关，对避孕药具的进口，严加禁止。头几年人口猛增，客观上与这一系列措施有莫大关系。

人口普查结果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节制生育的观点在国家决策层逐渐占据上风。国家计委1957年1月呈报《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毛泽东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年底的八大三次会议，毛又指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周恩来在首次人口普查后立即做出这个指示。两年后，周恩来在党的八大“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要求卫生部门应胁助有关方面对节育进行宣传，并采取措施。

邓小平更是严厉批评一系列限制节育的办法，要求卫生部门给予修正，在他的指示下，避孕药具的进口与销售这才解禁。1954年11月卫生部已明令，“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1956年，《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明确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大环境如此，从决策层到知识界，自然形成一股节制生育问题讨论热潮。在民主党派中，以邵力子为代表；在知识界，以马寅初为代表，均为最活跃的节制生育提倡者。邵曾发表《避孕知识普及概况》、《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等文，呼吁避孕和人工流产是市民权利……人们一旦掌握了避孕手段，就可以减少盲目生育，减少妇女的痛苦。

1954年启动避孕工作，全国印制500万册宣传指导避孕的书籍，3000多套避孕挂图和展览图片，700多套避孕幻灯片。

反右中，马寅初等人遭到批评，伴随大跃进带来的浮夸与冒进，节制生育再次成为标靶，既使在决策层，人口观念也出现反复与混乱。

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又不能控制自己……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节育的。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出现非正常趋势，但没想到，1962年困难时期过去，人口出现第二次暴增。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年和1963年分别是27.14‰和33.5‰。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总数达7.2307亿，中国大陆人口达到6.9458亿，逼近7亿。

计生工作在此期间，虽受政治运动影响，但也未彻底停顿，1962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仍要“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卫生部曾提出，1963年开始，计生列入国家和省的计划之内，提倡适龄结婚，国务院后批准卫生部建议，提出争取在三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20以‰以下，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降到15‰以下。这一年，部分省分和城市开始设立计生机构，配有少量专职人员，全国约有2000人从事此项工作。

进入文革，差不多有四年时间，全国因处于混乱状态，计生工作实质上名存实亡，陷入彻底停顿。70年代初，建国后第一次生育高峰期诞生的那一代逐渐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再度呈过快增长趋势，就业压力也日益加大。

与此同时，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965年的2.14亩减至1970年的1.84亩，1970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93公斤，比五十年代还少，在周恩来主持和关心下，控制人口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计生工作再次开始起步，并开始形成真正的计生工作体制雏形。

经周恩来指示，1973年的《国家计委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75年，把城市人口净增率降到10‰左右，农村人口净增率降到15‰以下，要求各级主要负责人认真抓好这项工作，人口规划首度被正式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毛泽东第二年年底对国家计委的报告批下“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此时，国家提出了了“晚、稀、少”的计生政策，晚是指晚婚、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不超过两个孩子。各级计生组织机构逐渐恢复与扩充，最早出现的是1970年山东省革委会设立的计生领导小组。1975年，各地市县开始配置专门计生干部，省一级的计生领导小组有编制12人，隶属卫生局，至1978年，14个省的计生办公室已单独设置。

不过那时候，计生工作抓得并不紧。1980年9月，“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口号开始响彻中国大地，口号来自中共中央写给党团员的公开信，要求他们带头执行。第二年国家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口号也变得家喻户晓。

1982年两件大事，最终使计划生育升华到基本国策的地位，9月份，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计生工作自此正式进入全面普及的大发展阶段。新世纪的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标志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被纳入法制轨道。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依靠法律和政府行政力量，投入巨额资源，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