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成立的由来
这个你也知道深圳特区成立的背景，当时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这个都是知道的。那么三中全会重大的功绩是什么？就是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8年以后，中央工作路线就要变了，不能再有过去极左的路线，实事求是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在广州工作31年，我南下以后81年来深圳之前一直在广州。广州1956年以后，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实际很困难。我举两个例子，一个蔬菜问题，一个是肉和鱼的问题。菜一会多得要烂掉，少的时候又没有菜吃；鱼，市面上都是死的，没有活的；猪肉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过年过节加一点，就这么回事。当时我是政策研究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去调查研究。
前深圳市副市长邹尔康接受网易新闻专访
杨尚昆后来到广东省委当第二书记，习仲勋当第一书记，我是政策研究室主任，他们老问我广州市场供应的菜那么差，鱼是死的，菜一会多一会少，比较好的菜都没有，都是粗的菜，什么道理？我说我陪你去看看，到广州郊区番禺县，我们到渔场去看看。他一看，鱼塘里的鱼全是活的，广州市场的鱼全是死的。问了当地的渔民，他就说我们这些最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时候死鱼活鱼的收购价格是一个价，死鱼5毛钱一斤，活鱼也是5毛钱一斤，渔民把鱼运到车上要打氧气成本就贵，到那里活鱼是5毛，死鱼也是5毛，我当然就要死鱼啊。那么价格能不能动呢？不能动，这是国家定的价格，价格动了以后市委要受处分。这就是计划经济啊，价格是固定的，工资也是固定的。
菜也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好菜成本就贵嘛，粗菜就便宜嘛，好菜坏菜一个价，100斤菜不能超过4块6，超过4块6国家怪责了你要负责。所以农民说你们不懂。但是市委不能动，你动一动，省委要批评，宁可吃死鱼，宁可吃粗菜，你也要维持这个价格。工资不变，物价不变，物资越来越少，这就是当时的经济状况。这就是违背了价格规律，违背了按劳分配。当时计划经济就这东西。
所以在这个崩溃边缘当中，怎么扭转，广东在思考。广东当时是习仲勋任第一书记，杨尚昆第二书记，都说广东的沿海有很多侨乡，搞得这么穷不应该。习仲勋有一次在中央开会，他就讲了句很形象的话，如果我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很多政策我自己定的，就上去了。意思说你上面卡住了搞得太死，没有权。七嘴八舌讲开以后，就说广东本来是一个侨乡，能不能划出一些地方允许华侨、外国资本去投资。这个特区呢，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谈不上以后的这些问题。于是广东就提出来要搞，后来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为什么不叫“特区”啊？过去陕甘宁就是“政治特区”。因此就叫特区，后来慢慢就叫经济特区。
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
当时梁湘（时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编者注）有一天找我，问我要不要去深圳？我说我刚选上荔湾区书记，还只有两年。他把中央的五个文件给我看，我一看就决定去，在广州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在深圳做。我就说不管什么困难，我都要去。
那时候中央的领导、包括一些老同志，全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有担心搞不好，有担心会出租界。我82年第一次去的香港，当时是华润公司请我去的。我在上海长大的，当时的香港和40年代的上海差不多。而现在，这个城市非常繁荣，商品琳琅满目，从来不需要凭票供应，价格公正，也没有假货。服务态度也很好，秩序都很好。被英国统治了这么多年，中国文化比内地还浓。
鸦片战争以前，香港和深圳是一个地方，当时香港属于新安县。鸦片战争打败了，香港就被割让给了英国人，新界租界99年，拿走了1050平方公里，深圳还剩下2020平方公里，原来深圳应该是加上香港一共3070平方公里。深圳和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地方，老百姓是来来回回地进出这个地方。
特区建立了以后，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不是深圳人往香港跑，是香港人回深圳来。有什么道理啊？香港的有钱人知道中国的经济特区在深圳，跨过罗湖桥就过来了。他们看中什么地方呢？赚钱。深圳的所得税是定在15%以下，香港是16.5%；工资，深圳的劳工工资比香港低一半还不止，香港要100块，深圳50块就可以了；土地费就更便宜了，香港的土地1平方要几万块，深圳当时每亩地平均800块钱。
香港人看中这个地方来行商机。当时来的人大都是有钱的，有钱的多数都有案底，不是贵族就是跑出去的资本家，有的人说啊，他过罗湖桥看到解放军脚都是发抖的。他们就是试探地看一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吸引他们的地方就是这里能赚钱，税收便宜、工资便宜、土地便宜、交通方便，它是一个商机啊。
但问题是，他们不大相信。这也成了特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不相信。不但香港人不相信，外国人更加不相信。香港毕竟不是我们考虑的主要方面，我们考虑的是跟美国、日本这些大财团来搞大项目的。长远来说我们是想这样子。
深圳当时是一穷二白。我给你讲些数字，79年以前人口30万，解放49年以后也是30万，生出来的人都跑到香港，十几二十万，造成49年和79年人口相同。工业产值6000万，农业产值1100万，马路一两条，三四层的楼房也就两三栋。当时深圳的老百姓夜不闭户，一个是因为民风好，另外也确实是没有东西可偷啊。
1984年1月小平同志在深圳国商大厦楼顶视察，邹尔康（右一）随行陪同。（图片由邹尔康提供、记者翻拍）
1984年老布什来深圳访问，邹尔康（右一）全程陪同。（图片由邹尔康提供、记者翻拍）
改革带来的思想巨变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怎么办？对外资有吸引力，对香港也有吸引力的，但是条件太差。过来这边水也没有，电也没有，路也没有，宾馆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那你总得搞一些基础设施。第一个难关就是资金问题。广东省领导到中央去，说“小平同志，深圳这个地方我们计划有了，要弄好投资的环境，但是没钱啊。希望中央给个钱吧”，小平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出来”。
刚刚建特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钱的问题，被邓小平一句话打回头了。这也形成了深圳没有中央拨款而建设起来的局面。现在深圳建特区快30年了，中央给深圳拨款多少钱？不够2亿。现在深圳每年上交给中央的，超过1500亿。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血路怎么来的？中央给了几个政策。允许外来资本，允许银行贷款，从各种渠道筹钱。后来才知道钱能生钱，这个理念是香港人带进来的。比如说，有个外资在深圳建一个楼，规划是建5层，第3层建好了，就开始卖，一路建，一路卖房子。就是这样子滚动。不像以前，我们修5层楼就要用5层楼的钱去建，它不会滚动的。这个理念是他带进来的。就是钱能生钱，这就是市场经济。
另外，铁饭碗全部都打掉。有个竹园宾馆，最早也是外资进来的。大概82、83年的时候，把一些不好的员工“炒鱿鱼”，引起轩然大波。而炒的对象，是我们一个区的干部的关系，后来投资者就讲他工作不好，就要炒了他。这样，就把“铁饭碗”打破了。过去大学毕业进来，好不好都不会炒鱿鱼的。炒鱿鱼就是解雇，这个理念也带进来了。
“大锅饭”在这个时候也被打破。以前一个月几十块，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个理念也让外来资金打破了。谁干得好我奖金就多。小平同志1984年来视察的时候，当时看见一个56层的建筑，他听说三天一层，很感叹。三天一层什么秘密？除了技术上创新以外，主要是按劳分配，谁干得多干得好，工资就高；谁工作不达标，工资就低。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资金进来了，这个理念也是很大的震动。
题词回答“真假长短”问题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85、86年，我们开经济特区，这是一个长期不变的国策。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些事情不仅影响香港、而且影响外国。当时日本的首相，美国的老布什，专门跑深圳来。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当时深圳好的宾馆也没有，他们就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来。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些重要的外国政要和媒体都是由我来接待。
当时国际上对深圳就看四个字：真假长短。这个改革开放是真的还是假的，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他们担心把钱投进来后，你会不会变。日本有个记者户张东夫，到深圳明察暗访转了一圈，那时候我是市委的首席发言人，他就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你们这样做路线对不对，是不是太右？第二个，政治局里面有没有反对派？第三个，邓小平走了以后你们会不会改变？他说这几个问题在日本国内的政界、媒体、商界都共同关心。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人家就不过来投资，或者小打小闹，大规模的投资是不敢的。
一直到了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小平同志就是来回答真假长短的问题。
深圳当时最高的楼，是国商大厦，小平同志去看了。第二站到了渔民村，过去是非常贫穷的地方。当时已经是开放改革几年以后，农民都富起来了。怎么富起来呢？因为他们的过境耕作，种的菜养的鱼卖给香港人，很贵，84年后36户人家家户户都是2层楼的小洋房，移民村的支书说“过去跑到香港的人大部分已经回来了”，小平同志听了以后很高兴”。小平同志去看了以后太高兴了，他说了一句话：精神文明还是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这是他的原话，我在一旁听到的。
后来小平就去了珠海，写了一个“珠海特区好”。后来我们觉得，小平对深圳的视察应该是满意的，但为什么没有题词。我们派人去广州等了三天，大年三十这一天早晨，小平题了个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字一题，当然我们就高兴了，但是回来一想，即使我们不说他也会题，因为他这次来就是为了要看对不对的。他是要在看了珠海和其他特区以后要再思考，对不对的问题，他现在就是觉得对。不但是发展，而且还有经验，这就证明中央建设经济特区的决定是正确的。
邓小平题字以后，当时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是总理，根据邓小平的题词和中央的材料，采取一系列的工作，推开了开放改革的进程。第一个，3月份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城市工作座谈会议，一是研究扩大开放的问题，小平的意思都传达开去了，那就整个气氛不一样咯，所有市长书记都要求办特区，过去都把特区看作是另类的，现在知道是对的。
当时中央就决定，沿海从大连到北海14个城市，后来为了严谨，都把它们称为“沿海城市开放地带”。不叫特区，可以用特区某些政策，改革开放就从4个特区，扩大到一些类似特区的了。
在这期间，为了扩大影响，中央请中央机关的领导，北京市委领导在人民大会堂，请当时市委书记梁湘介绍深圳。另外，中央领导身边的人，包括秘书、警卫、司机、厨师还有夫人，在小礼堂，我给他们介绍特区的来由、特区的内容、特区的政策、特区的现状、小平为什么题这个词、特区的前景，后来中央说这个会开得很好。
两个月以后，也就是5月份，中央又通知省委，通知深圳市委，以中央的名义把全国的城市的领导干部，分两批到深圳办学习班，在香蜜湖和迎宾馆办学习班，由深圳市的常委，向他们介绍、讨论了20来天。介绍什么叫开放、什么叫改革，怎么引进外资，钱怎么解决，怎么回收，这些问题他们觉得很新鲜。
第三，中央邀请外国使节分批分次地到深圳来看，另外中央党政系统他们也来看看。全国人大、部委，顾委方方面面的都分批分批来。一下子这个改革开放从国内外就都知道了，所以84年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深圳特区不特也有自身的原因
深圳现在特不特的问题。我认为特区名义还在，事实上和其他城市没多大区别。特区不特的问题，有自己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 最开始办特区初期，小平同志等所有元老、总书记，总理都在过问，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在关心这个事情。
中央给我们五个政策性的文件，深圳可以执行。第一次争论，很多部委向中央告状，说深圳很多问题不请示有关部委。83年，小平同志来之前，当时中办主任王兆国来了，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春霖也来了，带着这个问题来了。当时是我去谈的，我说兆国同志啊，我们是依照中央的五个文件来的，有些事情不需要经过各部的。其实要经过他们也可以，但是研究来研究去，一个月的事情，要拖上3个月批下来。引进外资是时不可失失不再来，没有抓住就跑掉了。既然有这个权，我们理所当然要执行中央的文件。中央各部也要支持特区建设，因为特区的事情，是中央的决定，小平同志的主张，不是我们自己要办的 ，各部也应该支持吧，现在不但不支持我们，还要告我们的状，这不应该吧。王兆国同志听进去了。
到了现在全国有什么会议，我们有什么会议，全国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一点特都没有。特区特区就应该特，就应该不一样。5年前，温家宝总理派调查组还找我们老同志谈，我也是这个意见，特区要办的话，就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从历史上来看，1840年以前深港是一家的。现在出台一个珠三角整体规划，借这个机遇，可以借鉴香港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法制、公正、公平、道德、城市管理和舆论。再过30年，打破内地的一些条条框框，实现真正的深港一体化——公开财产，放开舆论，司法独立。
海南有两个机遇没抓住
海南为什么要搞经济特区？也是因为小平同志。1986年底或者是1987年，小平接见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先来深圳，后来就到北京见了小平。他们看了深圳以后，觉得很好，不错。小平就讲，深圳是成功的，但是我们是在试验，我们还要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要把海南全岛三万平方公里都搞特区。如果海南搞成功了，那才叫了不起。
小平讲话以后，海南从广东分出来，变成一个省，全省都是特区，就是这么来的。他的目标是赶超台湾的。台湾是三万两千平方公里，海南三万平方公里，少两千平方公里，但是海南的经济跟台湾差太远了。海南财政收入才5亿，工农产值才十几二十个亿，老百姓很穷。那时候台湾已经是四小龙了。
梁湘任省长，我任副省长。本来按年纪不应该去，梁湘去的时候已经快70了，我也快接近60了，按道理已经快退休了。但是中央要大力搞海南特区，我们应该去。
到海南后，觉得海南地方真好。它的平原比台湾还多，台湾山多平原少。但就是穷，非常穷。小平同志当时给了一个任务，海南用20年时间赶上台湾80年代水平。
我们去了以后，梁湘跟我商量，海南跟深圳情况不一样，深圳靠近香港，来回很方便，特别是后来修公路够很方便，早出晚归。海南隔着一个海，一个岛，一点小打小闹人家不可能来的，要搞就搞大项目。
大项目就要搞大投资。但是投资呢，当时中央也是说我没钱，还是给政策。后来有两个机遇，但是我们没抓住。
当时我们认识熊谷组的董事长于元平，他在香港深圳我们很熟。有一次他来，我们请他到海南来看一看。这个公司的背景是日本的大财团，三井、三菱、东芝、鹿岛、丸红，他们都是一起的。
海南有的是良好的港口，四面环海，就是没有开发。海南的西北部有一个地区叫洋浦，有70平方公里的完整平地。由于气候关系，农业不行，工业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后来我们带他去看，他说这是一个好地方。这是一个深水港、不冻港、避风港。腹地很大，搞农业不行，搞工业是个好地方。这里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果没有资金的投入，都是纸上谈兵。后来他和日本的大财团一说，三菱、三井、鹿岛等这几个大财团都表示很感兴趣。我们商量了一个方案，海南和深圳的情况不一样，海南只能搞大的项目，大的开发，大的投资。当时在这里划出30平方公里，水电煤气一套全部做好，石油化工等几个大的项目，还有配套的生活设施服务区。
88年11月份，全国开农业工作会议，我正好遇到田纪云，他分管这部分农业和特区开放工作。我向他汇报，海南和深圳不一样，只能搞大的项目。他很感兴趣，马上请于元平来北京介绍这个情况。启动这个项目总投资大概要2、3百亿港币。他和各个大财团都协商分配好了。我们给他们优惠条件，当时每亩地2000块钱。我们从长远考虑，估计30年以后，熊谷组全部回收还有钱赚，再过10年就全部归我们了。
因为在海南，类似于洋浦的地方非常多，我们也在考虑如果搞这么5、6个杨浦这样大的工业区，海南要赶上台湾是有希望的。这一个项目动作很快，我们11月向田纪云汇报，他12月就带队来了。当时带了外贸部长，海关关长，银行行长，都过来了，先听我们的汇报。在现场看了之后，都感到很高兴。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总理李鹏，他们都表示支持。于元平打算2、3月就开始开工。结果在89年3月份出事情了，全国开两会，5个政协常委把海南洋浦的模式说成有损国家主权的问题。后来香港的报纸起哄，国外的报纸炒作，国内有人说还我海南，还我洋浦，打倒卖国贼。我们这些人都成卖国贼了，搞这么大的事情。
我给当时在北京开会的梁湘他们打电话，说办不办洋浦开发中央批，是不是主权问题，我们要理直气壮，直接向中央，向小平同志汇报。我在飞机上起草了一个报告，报告送上去2个月后。才来小平的批示“经过再一次了解，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要做好对持不同意见同志的工作，手续要完备，时间要抓紧”，这就把卖国的帽子摘掉了。如果不是这个批示，梁湘也好，我们也好，卖国的事情不知道要搞多久。帽子虽然摘掉了，影响还是实际存在的。日本人也撤资，不搞了。
这个项目我感觉到非常非常遗憾。现在洋浦还有，但是是国家主导，进展较慢。海南建省20年，但大特区财政从5亿到200亿，但是离小平同志20年赶上台湾80年代水平要求还是差距很大。
第二个遗憾是，海南可以搞热带农业，比台湾还好。平原多，气候好。但是因为缺乏开发，缺乏投资，一直不行。88年5月，我们邀请正大集团的董事长谢国明来海南，看看能不能把泰国的农业模式推广到海南来，我陪他们坐着直升飞机在海南考察。他们说很好，平原多，港口多，水利好，就是西部地区干旱一点，但是没有台风，搞点水利就行了。要是搞好了，肯定不会差于台湾。因为各种原因，后来这个项目也没有搞成。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么两个，如果搞成了的话，到现在肯定海南能赶上80年代的台湾，但海南地方大，条件好，将来肯定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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