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陈文森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歌曲《春天的故事》上个世纪末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老人在南海边划的那一个圈成为中国经济特区最广为人知的形象。经济特区，这个直到今天都还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话语中有着重要意义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代名词。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中国人睁开双眼再看“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又是另一番感受。在广东宝安县的深圳，成群结队的人们涌向通往香港的边境线,一路上小声而急迫地交流着各种传言:“广东要放100万人去香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机会了”。
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1979年,广东累计偷渡外逃292518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焦虑不堪，当基层干部老老实实地向他讲述对岸香港的花花世界时，习仲勋大发雷霆,责问干部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又是什么出身。
深圳的逃港风潮并不是突如其来的。1977年复出后来到深圳考察的邓小平，听完边防部队的报告后的回应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一个最能说明“政策有问题”的例子就在深港边界。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元，两者差距100倍。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一河之隔,却是上百倍的收入悬殊,难怪偷渡者们不惜冒着被大海吞噬、吃枪子的危险,游向对岸。在蛇口工业区开发之初,一下子就从荒地滩涂中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对基层干部发火的习仲勋也意识到,老百姓生活如果不能尽快好起来,他们照样要逃。
里边的想出去，外边的想进来。在此之前的一年，国务院先后派出三路考察团分别到港澳、东欧和西欧考察外国经济。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全国在多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2/3!”
德国人在接待中国来客时屡屡表达在中国投资的兴趣，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闲置的资本苦于无处可去。法国总理则为双方贸易额下降了1亿法郎而表示遗憾。在广东，1979年1月,从香港发迹致富的广东番禺籍商人霍英东与广东省政府接触,提议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
后来担任首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吴南生听到了新加坡朋友的建议，“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对于刚刚下定决心发展的中国是有着巨大吸引力的。
1979年4月，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提出: 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在1979年4月前后,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敢于向中央要权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特区著名的三句话。
具体的《特区条例》随后开始起草，
“特区”的特体现在政策之特上，中央对特区的态度很明确，有政策没有钱。经济特区的特殊化待遇包括较长的土地使用年限，低廉的土地使用费用，对外资免征所得税十年并给予优惠税率。而特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不满足于已有的优惠政策，从中央给政策变成了向中央要政策。
深圳市法制局长王璞回忆20年前的特区时，立法滞后是最大的掣肘。当时初设立的福田保税区让外资颇感兴趣，但没有法律条文的保障使得外资不敢放心投资。王璞回忆说，在深圳取得立法权之前，李嘉诚的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等国内外一些大型公司准备进驻保税区，在和深圳方面签订的合同里面，对方都明确了一项条款：待保税条例生效后，本合同生效。
1988年深圳开始向中央和广东省申请授予立法权，向全国招聘100名立法工作专业人员，为特区立法做准备。与此同时，媒体也纷纷撰文为特区立法造势。
特区的发展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全中国，跑政策，要政策变成了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基本。“地区发展，政策先行”，“只给政策不给钱”的思路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特色。对于财政捉襟见肘的中央来说，很多时候给的也只能是政策。各式各样的高新区、实验区、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诞生，各式各样的优惠政策也一项项被批准。即使在今天，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提出的思路就是“只给政策不给钱,振兴东北靠市场力量。”而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开发时也自豪地宣称中央只给政策没有给钱。
即使是给政策不给钱，特区也不是那么容易要到政策。第一批经济特区从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姓“社”姓“资”的争议。有声音认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甚至还有攻击特区是丧权辱国，与租界相提并论的说法。
主张进一步开放和主张限制开放的声音互相影响，也使得外界总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产生动摇。投资内地, 细心精明的霍英东当时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那年出现在首都机场的那幅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中的三个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而海外媒体也将这幅壁画作为“风向标”: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1984年春天，邓小平南下广东，他兴致勃勃地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还提出，除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同年5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宁波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90年代初，邓小平又推动设立浦东新区，发表南巡讲话，至此，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终于得以稳固地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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