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大串联枢纽

2009-08-29 14:41:10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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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达,感觉到处都是外地人,公共汽车比平常挤好几倍,几乎所有的单位,包括银行,都改成接待站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1967年初,北京。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最后面一座大殿的青石板地上,22岁的郑躺在大殿里临时打的地铺上,凝视着窗外。

轰轰烈烈的“革命大串联”已经展开了将近半年。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的办公地点,这是红卫兵的第一个“官方组织”,此时负责所有到京串联的红卫兵的相关事务。

郑作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从1966年夏天搬进劳动人民文化宫,整整半年,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24小时留守,为全国串联红卫兵解决各种事务”。

他们把大殿里的厢房改造成办公室兼休息室,除了一张桌子、两部电话,也没有更多摆设。政治处、政宣组、后勤组和办公室,都设在这座大殿里。

郑记得1967年的春天,当他带美国记者斯特朗参观完接待总站后,斯特朗感慨地说:“北京是全国红卫兵运动的中心,劳动人民文化宫是中心的中心。”

联络总站诞生

1966年夏天,郑还是中央美院学生,正读大三。他说,他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不喜欢满世界忽悠,大字报也很少写”。8月的一天,他意外地被叫去开一个动员大会。在那之前,他刚刚在邢台搞完“四清运动”。

这次会议规格非常高,郑见到了周恩来。而这次开会的目的,是想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总站。“当时的红卫兵运动热火朝天,不过局面有点控制不住,北京这边,破四旧、抄家⋯⋯闹得有些过头,成立总站,实际上是想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到一个正确轨道上来。”

郑代表红卫兵,与北京市政府、卫戍区的人组成了一个“班子”。他是年龄最小的,至今,他仍然对自己为什么被选中感到匪夷所思。

动员大会开过,联络总站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安营扎寨。随着大串联的开始,各地的学生如洪水一般涌向北京,郑他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大。

900个“幸运儿”

1966年9月1日那天的人民日报上,只有一个主题---“毛泽东主席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红卫兵与师生”。

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安门广场的沸腾景象。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而那时的郑,正为更为隆重的国庆接见忙碌着。

从8月初开始,联络总站就开始了红卫兵的接待和筛选。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政治审查。因为10月1日那天要安排900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近距离接触,这900个“幸运儿”,每个都要经过严格的“查三代”。郑他们筛选得非常仔细,“历史上不能有任何污点”。

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多数是通过“总站”大学组、中学组的提名,或者中央领导提名,从全国各地找来的。得“禁得住查”,还要有代表性,各省都有一些名额,还有劳动模范和革命烈士的子女。

1966年国庆前夜,郑带着这900名精挑细选的“红卫兵代表”,住进了中南海北边的几幢房子里,12人组成一个班。

第二天上午,他们在天安门城楼后集合,按照上级命令,这900人身上带的所有硬的东西,比如钥匙、小刀等都被暂时收走,装满了好几个旅行袋。

中央有严格规定,“不能主动跟主席握手,除非主席主动伸手”,“不许冲撞挤压”,“不许主动讲话”, 郑对红卫兵代表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所以秩序井然。

1966年的国庆节之夜,大家都去金水桥狂欢了,郑坐在北海附近的湖边,静静地看着天安门的焰火。在“中心地带”忙碌的这些日子,让他比其他人更早地嗅到了这场运动的某些莫测气息。

银行改成了接待站

当时红卫兵联络总站底下还有一个具体执行组织,设在先农坛体育馆,外地来的红卫兵下了火车,大部分被拉到那里,再分配到下属各接待站去。

1966年9月5日,全国性大串联被中央肯定,报纸上、广播里发出通知:全国实行革命大串联,火车汽车一律对红卫兵免费。红卫兵接待站也四处设立起来,管吃管住,不光不要钱,红卫兵有急需还可以凭证件借钱。到了各地,一般由“党政军机关”和居委会招待。

作家杨沫的儿子马波,那时候还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学生,大串联刚开始,他还不是红卫兵,还不能参加串联,到了9月以后,“基本上就不封口了”,学校的同学也大多去各地串联了。

马波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溜达,感觉到处都是外地人,公共汽车比平常挤好几倍,几乎所有的单位,包括银行,都改成了接待站。

当时在东城区信用社食堂工作的陈然,回忆起当年的“盛况”:那阵子,银行因领导们都“倒台”了,没法正常营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待红卫兵,把办公室腾出来给“毛主席的小客人”们打地铺,很多老百姓还送来被褥。

因为接待红卫兵的钱和粮票都由上级下拨,所以外地来的红卫兵也经常被安排在北京老百姓家中暂住,居委会管做饭,馒头、窝头加上豆角或冬瓜,有时还有红烧肉、煮鸡蛋。

天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红卫兵接待站。1966年11月,来自陕西的周严带着几百名红卫兵,被安排在天坛临时搭建的席棚里。当时军队已经进驻在里面,他们进去以后,也是军事化管理,被编成好几个团。

平时的伙食是馒头和肉菜,馒头就堆在他们住的屋子里,“像小山一样”,开饭时,大家就到一个大铁桶里去盛菜,一般是白菜肉片之类,“吃的还可以,就是实在太拥挤”。

等待了很多天以后,他们被安排在一天凌晨步行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当时大部分外地来京的红卫兵,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见主席,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顺便旅游。

而北京的学生们,则大批涌向外地去“播撒革命种子”。

北京25中高三学生李东民,在接到当年高考取消的通知后,背上背包,从车窗爬上了去往哈尔滨的火车,“车厢门已经被串联的学生们堵死了,车厢里人实在是太多,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都是人” 。

而那时,北京已经拥挤不堪。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红卫兵和学生。

戛然而止

1967年开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郑隐约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不久,通知下达,“总站”撤销,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这时已是1967年2月。郑清理了手头的工作,带着“总站”的20多个下属,坐上了去延安的火车。

郑离开北京的时候,从黑龙江赶回来的李东民却异常忙碌起来。

他在串联之初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首都兵团”,参加人数急剧增加,后来,北京市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聚在这个旗帜下。他们和其他几个团体,取代了原来劳动人民文化宫“总站”的职能。

由于大串联给全国交通造成了极大压力,1967年3月,中央提出,提倡“徒步串联”,又过了两个月,中央发布命令,停止全国大规模串联。

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就此停止。第二年夏天,李东民“下放锻炼”。

那段经历以后,郑觉得自己“不是从政的材料”。李东民曾经的理想是研究生物物理学,但是直到今天,他连高中毕业证也没有拿到。

即便如此,回忆起“大串联”,李东民仍然认为它是一个美丽的梦。“我忘不了那年哈尔滨美丽的秋天,灿烂的阳光,飘落满地的白桦树叶,夜色里的松花江和无拘无束的自由。”

宋倩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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