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职位上他低于集党政军三个一把手于一身的华国锋,但是仅仅凭借毛泽东钦定接班人的身份,华国锋并不足以支撑起领导一个国家的责任,他在地方为官期间,除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并无其他政绩,而在中共高层内部,除了叶剑英和汪东兴以“托孤忠臣”身份一直陪伴他左右,其他人脉真是寥寥。
尽管如此,由于出于对毛泽东的惯性崇拜,崇拜华主席之风在全国也越来越盛行。当时,全国的许多省城都出现了迎接华主席像的庞大队伍。华国锋像先从北京运抵各个省委,各个单位再组织群众去迎华主席画像。
华国锋接班后,一方面揭批四人帮,一方面又神化毛泽东,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造成了理论逻辑上的极大混乱,最后只能牵强附会地表示,四人帮是党内走资派。对四人帮的揭批只能停留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之前追悼周恩来导致的天安门事件,由于毛主席已经定性了,所以就不能平反。
最后,他作茧自缚地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但华国锋显然没有看到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这套做法都已过时,没有人愿意继续沿着斗来斗去的路线走下去了。整个国家在文革时期已是病入膏肓。经济上,极度的贫困让这个国家的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未解决。
在粉碎四人帮9个月后,邓小平走上了前台,担任党政军三个部门的二把手。华国锋仍然对邓小平多有压制。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方对华国锋说:你们派了高级代表团,我们准备用国宾规格接待。华国锋则说:是较高级代表团。日方听后马上研究,降低了半格。而邓小平出访东南亚,华国锋不让外长黄华陪同,只让副外长陪同。
邓小平上台后,即向“两个凡是”提出了挑战。
至此,邓小平渐渐登上了中共权力阶梯的最高级,而随着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相继被提携,邓小平已经为改革开放做好了政治和人事上的准备。
1978年那一年,计划经济已经运行了20年。文革后,农村经济仍然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2093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农村私营经济绝迹。而工业总产值中,也没有私营经济的份。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个体商业只占了0.1%。此时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国家统管的物资达700多种。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
城市的生活水平也非常低。1977年,天津工厂的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这样简单的基本生活用品竟然成了居民们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极度恶劣。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为
1978年,在当时的中国,即使如华国锋者,也希望能和党内务实派一起,将经济发展下去,当然,他采取的办法依然是“大跃进”,比如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国后奋斗了20年,到1977 年,农业机械化作业率还不到10%。短短三年,就要达到70%。1985年,石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1978年石油产量只有1.04亿吨,在没有任何地质勘探资料的支持下,提出了“建设十个大庆的口号”。不切实际的口号导致了全国各地发生了掠夺性的开采,反而降低了石油产量。1979年时,大港油田的产量下降到了290万吨,而1975年时,大港的原油产量则是468万吨。
除了改革外,开放的条件也已初步具备。虽然中苏关系依然恶劣,但中美建交已经近在咫尺。1978年,卡特总统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相继访问中国。
1979年元旦过后,邓小平访问美国,他在美国受到热烈欢迎的画面,通过电视卫星传回国内,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又一个先例。随后,他在美国拜会了卡特总统和一系列重量级官员,并参观了位于休斯顿的宇航中心和波音,以及可口可乐两家中国人民的商业伙伴。
一系列姿态性的举动使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确信,中国将迎来与之前的毛时代大为不同的开始。
当然,一切改革的到来和开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并有其本身的界限。以陈云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派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陈云在1981年的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能冲击国家计划,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活动。
除了在“改或者不改”的问题上摇摆外,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此次全会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这意味着绵延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时代”的部分终结。
会议过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等政策出台,中国改革的钟声正式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