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恢复高考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从察举、征辟到九品中正制，直到科举考试确立，才形成了影响深远，为时最长的人才选拔体制。

虽然有人把如今的高考比喻作现代科举，指出其中不少弊端，但不可否认，在一个教育资源紧张，现代教育体系仍未建立，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善的今天，高考不失为一种最不坏的，较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一晃眼，到1977年，50年代初建立的全国统一考试的大学招生制度被废除已经有十个年头。

这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第三次正式复出工作，这位小个子老人第三次政治生命的开启，成为千百万年轻人前途改变的拐点。

邓小平复出后首抓科学和教育，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即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按他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确定了一个33人参会者名单，会议时间，8月4日至8日。座谈会五天，畅所欲言，没有事先准备的长篇讲话，全属自由发言。

邓小平每天8时半准时到会，全程参加，为激励大家知无不言，特意强调：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与会者受邓小平真诚态度的感召，竞相进言。“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程度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根本没法安排大学应该学习的课程”，清华党委负责人抱怨说。

后任中科院院士，当时为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的查全性发言最为尖锐，激烈抨击现行招生制度，认为一是埋没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子弟上学，三是破坏社会风长，引起与会者共鸣。大家认为，改变不合理招生制度，应只争朝夕，当机立断，邓小平深受震撼。

当年的高校招生会议已结束，招生方案早下发各地。邓小平询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刘西尧答，推及半年的话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场拍板，要求当年就改，原来的招生方案追收回来。

座谈会最后一天，小平一锤定音：“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被称为“八八决策”。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被称为“十六字方针”，曾是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中国大学选拔人才的基本原则。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高等院校陆续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

“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指示，部分高校开始从工人、农民、军人中招收推荐的学员上大学，这一代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第二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此后六年中，按照“十六字方针”，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员7届94万人。

所谓“十六字方针”，根据当时师生和群众的评价，重点在于“领导批准”，有些地方甚至连“群众推荐”的过场也不走一下，变成“领导推荐”，结果就是，大量工农兵学员其实是领导的亲戚子弟。由于取消了招生的智育标准和分数标准，大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同时大长走后门的风气，招生具有随意性。“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是当时民间流传甚广的说法。

1977年6月，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召开。根据太原会议精神，教育部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与以往相比，多少有点新意，如规定招生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四千到一万人直接上大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试等等。不过，基本框架仍构筑在十六字方针之上，废除推荐制的呼声虽高，但仍然没有恢复高考制度的迹象。

根据邓小平座谈会意见，教育部报送《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将高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邓小平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前所未闻。

招生改革牵动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60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命运。但邓小平“八八决策”讲话精神仍未在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得到落实，人们思想上受束缚过大，要不要废除推荐制，要不要恢复高考，怎样看待“两个估计”，大家争执不下。

所谓“两个估计”，来自姚文元、张春桥1971年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会议开到第36天，邓小平对教育部门领导们发出狠话：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讲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九·一九讲话，使恢复高考的有关政策和决定有了明确结果，此后，形势才急转直上。10月份，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当年起，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恢复统一考试。

凡是工人、农民、知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同时，强调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毕业生，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这一比例也针对中国现实情况，合理解决积压十年的知青升学问题。

政治审查是文革时高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重要依据，主要审查家庭出身是否所谓“根红苗正”，社会关系是否“清白”。这一审查，使无数优秀学生断送了大学梦。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招生主抓两条就行，一是本人表现要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两条成为此后多年高校招生的重要原则。

邓小平曾讲过：对上山下乡知青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也包括从社会上招收好的青年。因此，年龄放宽至30岁，婚否不限等规定，其实是专门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知青制定的特殊政策。77、78、79几届大学生中，夫妻带着孩子上学，年龄相差十几岁，师生同班的情况随处可见。

恢复高考的消息震动全国，尽管情况特殊，这一次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年轻人依然热情不减，因为千万青年重新获得平等参加人才选拔，读书深造的机会。积压10年的人才有了鹏程展翅的机会，搁置10年的书本拂去厚厚灰尘，洛阳纸贵似乎能描述人们对学习的热烈需求。

1977年，那个冬天， 570万名考生怀着改变命运的渴望，重新走进高考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