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林彪同志刚刚坠机身亡，中央政权再次陷入一种忧郁的状态，全国各地的思想出现了混乱，人们不能认同文革激进派的观点，但也很难让自己的大脑进入另外一个波段。
这一年，尼克松同志来了又走，世界人民革命的领袖毛泽东会见了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许多亲历当时经历的外交官都齐齐夸奖毛泽东的聪敏。
在上海，“上海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同志送别了尼克松，并作了以“独立自主”为主题的讲话，与毛泽东思想高度切合。此后，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任常委，进入了中共最核心的政治圈子。
同样是1972年，意大利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他获准在这个国家拍摄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当然不明就里，他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四处拍摄普通人的生活，甚至是落后的耕作手段，而没有去拍摄那些激进分子认为的好的宣传场面。
片子播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能看到，但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一年，邓小平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虽然也再次强调了中国自力更生的理念，但却为它演绎了新的内涵，他提出，在尊重各自主权和内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经济和技术的交流来发展双边互惠的关系。
这一套理论似曾相识，有点类似中国19世纪洋务运动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支持这套理论的代表是中共的一群老干部，他们的领头者是总理周恩来，还包括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以及邓小平。在文革初期，除了周恩来，他们都或多或少被迫退隐，但1973年的中共十大，许多人又重新走上前台，并与毛泽东所说的“四人帮”形成了强烈的对立。
鉴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很差，邓小平和江青被看成是当时权力斗争的两派核心人物。江青等人的手段无他，依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寨精神，以及胜利油田的自力更生成功经验。由于“四人帮”控制着舆论和文化系统，所以全国范围内的宣传仍然以充满文革战斗语言的风格为主，而戏剧则只能是《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
但事实上，这种斗来斗去的理念在全国都已经渐渐退潮，从许多人的内心来看，他的号召力已经相当低下。当时的全国经济已经被内耗折磨得无法前进。
从1965年开始到1973年，全国各地公社人均年收入增长仅为1.7元，口粮增加3.6斤，尽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票证管理以及旅行介绍信等限制手段，全国还是出现了大量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和乞丐。
1972年，天安门竟然发生了北京老百姓哄抢广场国庆花卉的奇事。全国的批林批孔活动也已经后劲不足，中小学教师们纷纷提出，只有教孔子的内容，才能让学生知道批判的方向。
而党的老干部们这个时候更多地是在思考如何恢复中国经济，原先他们指望用大庆油田的原油出口换回工厂的机器设备，但197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市场需求大幅降低，原先设想的出口换设备，以及技术引进，执行效率低下，1973年定下的目标最后只实现了七分之一。即使如此，中国的贸易逆差依然达到了空前的7.6亿美元。四人帮又再次喊出了“崇洋媚外”和“奴才买办哲学”，对这帮老同志横加批判。
此时的毛泽东看起来虽然定下了王洪文这个接班人，但到了1975年的时候，有点更倾向于让邓小平来主管国务院，他对病重的周恩来说，你需要休息，可以把国务院交给小平同志，但小平同志的权威还是受到了四人帮的制约。以至于到了1975年9到10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江青，而是前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做了关于国家未来走向的报告。
华国锋同志原先在湖南主政期间，每次大型运动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大跃进他冲在前头，在湖南广设大寨大队；文革时，他带领湖南的红卫兵参拜毛泽东的韶山故居。这时，毛泽东的接班人看起来已经变成了华国锋。
在当年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下，北京犹如一座鬼城，人民群众仿佛失去了主心骨。1976年2月，邓小平再度下野，他被毛泽东取消了党内一切职务，史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江青等控制的舆论工具再次对邓小平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但是意外很快发生了。1976年清明节前后，北京群众集中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给周恩来送花圈和挽联，但很快被公安移走。群众抗议后导致双方发生冲突，在大部分群众散去后，一部分中坚分子被随后到来的工人民兵和卫戍部队围住，随后388人被逮捕。
此后，全国各地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事件。令中央气愤的是，一些大字报上竟然写着：“秦始皇的统治已经结束了”，要求回归真实的马列主义。随后，这些抗议活动的幕后主谋被强加给了邓小平，在邓小平倒台的同时，华国锋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随后数月，全国各地又急忙声讨邓小平。当年7月初，又一名革命老同志朱德逝世。不到三周，唐山发生大地震，地震死亡的官方统计人数为24.2万人。中国为了奉行自力更生的政策，婉拒了外国救援。而军队在此次地震救援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多少挽回了他们在林彪带领下失去的声誉。
灾难结束后，唐山煤矿迅速复工，唐山钢铁厂的矿炉重新启用，种种快速恢复能力在全国各地为人所津津乐道。华国锋指出，大跃进后的自然灾害被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利用来扩张自留地，而唐山地震则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极大优越性。
到了这年的
毛泽东的治丧工作中，四人帮占据了治丧委员会的各个重要位置，以显示他们的政治势力仍然强大。江青陪着毛的孩子出现在追悼会的现场。而最终致追悼词的则是华国锋同志。
此时的中国大地有几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一个是华国锋，他拥有接班人的光环，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基础；一个是以邓小平和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共元老，他们的实力最为强大，同时能满足底层民众恢复正常生活的名义，同时也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另外一个是8341部队的领导人汪东兴，他是毛的忠实追随者，控制着中共高层的安保大权；最后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此时，四人帮的目的仍然是篡权，所以对于另外三方来说，四人帮是他们共同的敌人。邓小平被罢黜后，去了广州，在那里得到了军队实力派许世友将军的庇护，许原来为军阀，后来加入中共，此前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现在则转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而此时的邓小平还保持着与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头号保镖汪东兴则对华国锋是毛的接班人深信不疑。于是在当年10月6日，趁四人帮集体开会之际，汪东兴将他们逮捕归案。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如下表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四人帮随后被审判，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最后，江青于1991年保外就医期间自杀身亡；王洪文于1992年病死于北京；张春桥于2005年死于胃癌；姚文元于2006年死于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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