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诏书”上还钤有“慈禧皇太后之宝”和“御赏”两枚印章。
对于此事表示格外关注的除了海外媒体外,盛家在大陆的子孙也非常起劲。这倒也很自然,因为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按逻辑推理,既然慈禧太后早就把钓鱼台岛赐给了盛家,那岂不是说明,起码在清朝末年时,钓鱼岛原本就已有归属了吗?既然如此,那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还在什么话下吗?于是,大家把这张“手谕”复印来复印去,传来传去,事情被弄得像真的似的。
我国的《参考消息》报鉴于海外沸沸扬扬的舆论,在1972年4月4日也转载了香港报刊的有关报道,题目是《台湾、盛宣怀和钓鱼台》。于是盛家的故事就与钓鱼岛扯在一起了,更增加了扑朔迷离的传奇意味。
可是,这毕竟是一场骗局,是一般善良的人所无法想像的国际笑话!骗局所无法遮掩的种种漏洞,很快就暴露无遗了。
当“慈禧手谕”最初面世的时候,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尚在世。他是在1950年代初期,亲自把八百包“盛档”资料,从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的盛公祠,接收到上海图书馆的图书馆界老前辈,是一生对“盛档”的整理和研究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心血的老专家。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夏东元先生,为撰写《盛宣怀传》,正在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里(原八百包“盛档”资料,经解放后的整理与合并,归为五百包。其中一部分在解放前,由盛氏家人刊行为《愚斋存稿》,尚有大量未经面世的原始文电、奏稿和朋僚信函,据上海图书馆介绍,总量有十五万件),顾、夏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对盛氏资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东元先生,为写《盛宣怀传》,把“盛档”全部翻阅过一遍,但并没有发现盛宣怀与钓鱼岛有关的任何资料。
而且,他们从徐逸公布的“慈禧手谕”影印件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他们主要的依据是:该“手谕”注明的日期是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而对盛宣怀的称谓则是“太常寺正卿”,这就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因为盛宣怀是在1896年才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的,并非在1893年。也就是说,“手谕”上的时间,比盛宣怀实际被任命的时间早了三年,此为一。同时头衔也不对,他是“太常寺少卿”,而非“正卿”。这说明,此“手谕”的作伪者连盛宣怀的履历及他的官职的称呼还未弄清楚呢!这怎么能不露出“马脚”呢?怎么能“唬”得过研究有素的大陆学者呢?
鉴于当时的国际舆论,因为此事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客观上已扯到了一起,所以顾老和夏老当时就没有吭声,也没有对外发表这些看法。
大陆的学者不吭声,台湾的学者也看出了破绽。一位教授发表文章说,慈禧太后在当时那个时候早已不使用那两枚图章了,那两枚图章的款式,是慈禧早些年使用的,因而也认为那“手谕”是假的。
这么一来,就更忙坏了那些新闻记者,大家被真真假假弄得莫衷一是,于是更加起劲地“捕捉”各地的盛家后代,以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