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中美联合公报

1972年初，北京的冬天较往年都寒冷一些。此时，刚刚经过1971年的林彪外逃事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处于多年以来最严峻的寒冬。

北方，中苏分裂之后，经过珍宝岛之战，苏联在远东集结了150万大军。数以万计的坦克、飞机，虎视眈眈地盯着数万公里的国境线，最近处距离张家口仅400多公里。

东部，美军驻扎的韩国和日本一如既往地执行着监视，遏制中国的政策。

南方，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担心中国输出革命的东南亚诸国不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排华”浪潮，甚至多年以来一直接受中国援助的越南、朝鲜，在“中苏论战”中也逐渐倒向了苏联一边。不仅美国人在搞“第一岛链”遏制中国，苏联人也在亚洲搞集体安全，目标也是直指中国——一向号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中国，突然发现，身边的邻居们都称不上是“朋友”。

不仅外交上困难重重。经过5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对人民的动员能力也已经消耗殆尽，当年国庆，天安门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抢花事件”。这仅仅是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晨练的老太太们以为，经过国庆之后，广场上摆放的“鲜花都不要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全北京市民齐动手，在几天之内把广场上两万多盆鲜花哄抢一空——23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集体主义教育，5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对“挖社会主义墙角” 依然兴致高涨。

于是，邓小平复出了。这个调整只让部分"政治嗅觉敏感”的人体会到了一丝暖意。而让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开始感受到不同的，则是美帝国主义的总头子尼克松的访华，以及随后签署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1972年2月21曰至28曰，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陪同来访。21曰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28曰，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指出“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实际上，细心的人早就能观察出中美关系将出现大变化，从1971年11月开始，首都主要新闻单位就开始为尼克松来访的宣传报道作准备，按照统一的原则和要求，各新闻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去落实。在尼克松到访之前，新闻报道中的“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就已经变成了“苏美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当时的国际新闻报道政策，也调整为“除了按照总的精神把握好国内问题的报道以外，密切注视着国际事件的发展动向，一般国际事件的报道照常，反映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 涉及批评美帝、尼克松的一般暂不报，而对需要报道的国际事件把“美帝”改为“美国”，不点尼克松的名，不作专题报道，不发表评论，只作客观报道。”

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官和威尔士宫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而后来亲历这段政治秀的国人则回忆说：

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上级的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尼克松在北京期间，按照日程安排24日去游长城和定陵，正赶上连续下大雪，为保证一路安全，周总理指示，北京市民全体上街扫雪，从钓鱼台到八达岭8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十万群众连夜奋战铲冰扫雪。美国媒体十分惊诧，纷纷赞扬中国人民的高度组织性，高呼“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登上长城的尼克松不禁感叹，这是他终生难忘的时刻。但在尼克松游览定陵时，冰天雪地里，一些少年儿童穿着毛衣，不合时宜地在那里游戏、打扑克，尼克松的几番询问之下，这些孩子们迅速露出了马脚，他们是刻意安排的，周总理也只好就此道歉——这都是下级办事不力。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实际上，因为中苏分裂等原因，中美之间的秘密沟通已经持续数年。当然，这些政策上的调整，老百姓都是蒙在鼓里的。电视广播和报纸上，依然天天在批美帝，反苏修。当然，有乒乓外交，有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之间慢慢走近这场大戏，直到尼克松这“改变世界的一星期”之旅才最终达到高潮。而中国人民，再一次充当了看客，官方媒体教育他们说，美国人依然是我们的敌人，最大的帝国主义者，世界人民苦难的最大根源。但中美改善关系，则是中国领导人的大战略，这叫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著名作家余秋雨老师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 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余秋雨老师说，这些窗口的“开放”表明，从这时候开始，中国人将注定走上“开放”之路。

是的，从这一天开始，自我封闭了20多年的中国，终于向外面的世界打开了一条缝。

当然，意识形态的坚冰是很难一夜之间融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到3月1日，一直维持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口径；3月2日至4日，美国部分人员未走，维持与先遣人员到达时相同的宣传口径，作为过渡，开始有控制地播出有揭美批美内容的文章，并播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等；此后开始播出《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等歌曲，逐步恢复正常播出。

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胜利！

为促进中美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一对大熊猫“兴兴”和“玲玲”送给美国人民。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将国宝大熊猫送给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此前，只有朝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获赠大熊猫，而在此之后，所有的大熊猫都送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