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国家主席

1959年庐山会议后，刘少奇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继毛泽东以后的第二任国家主席。

此后每年国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都会看见两张同样大小的照片，两位主席——党主席毛泽东和他公认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国家主席这个职位设立于1954年，亲自参与修订五四宪法的毛泽东在谈到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的时候说，“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人大委员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

这时候，国家主席职位显然有两个职能，一个是毛所说的权力平衡，另一个则是在普世意义上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能。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书籍里，国家主席一职被翻译成“the head of the State”，说的俗气一点，就是国家的头。

既然是国家的头，就要频繁接见外宾，或者出访，这对于毛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热爱的事情。1958年，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他表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思考。

另一方面，中外历史研究学者也分析，毛泽东事实上想让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后，顺理成章地被贴上接班人的标签。

因为自从中苏关系闹翻后，毛泽东痛感斯大林在接班人问题上错误百出，他同时认为，自己有必要在接班人问题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以防止苏联悲剧重演。

1961年，他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透露了自己的心迹。据当时的翻译熊向晖后来回忆，毛泽东有意借蒙哥马利来捅破刘少奇是接班人的窗户纸。

他说，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面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

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他是来进行战略观察的，毛泽东回答他，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是乡下糊窗户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抽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

他同时对斯大林在接班人问题上犯的错误痛心疾首。他说，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此时的国家主席，被看成中国一号人物的候选席位，这也为林彪在1970年热切争夺这一职位埋下了伏笔。

但是整个1960年代，钦定接班人刘少奇显得并不那么与主席同心同德，在阶级斗争狂飙突进之时，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共当时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在做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工作。

1967年，一名原来的红卫兵在和美国学者交谈中说，农民们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20多年。

这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刘少奇等人主导通过了一系列毛认为不必要和不能接受的政策，如：农业恢复搞承包，工业中采用物质刺激，公共医疗过分集中在城市，双轨制教育的发展，文学艺术中一些传统主题和风格的再现等等。这些政策大多是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为恢复社会团结，提高生产力而制订的。可在毛的眼中，这些措施只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而这些与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相容的。

这时候，党内另外一个实力派，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同志站了出来，他尽量在每个细节上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并对毛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吹捧。1965年，他甚至以极度平均主义的手法取消了军队中的军衔制度，暗合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

当然，毛也看出了林彪的意图，他在1966年7月初一封给江青的信中，批评林夸大军事政变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性，批评他抬高对毛的个人崇拜。毛对他的妻子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在放弃刘少奇之后，在中共九大上正式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在首都各界革命之时，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阻碍了文革，他在当年7月突然离开之前暂居的杭州，在回程途中，他畅游长江，新华社报道说，世界职业马拉松游泳协会主席邀请毛参加即将举行的两次比赛。因为据新华社的报道，毛主席的泳速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

在毛返回北京后，刘少奇被免除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并在党的排列顺序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代替刘成为第二把手，并且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此时，刘少奇的国家主席称号仍在，一直到他被迫害之时，他依然是中国国家主席，但这个身份已经完全无法保护他。

但是林彪并没有因为他被确定为党的二把手就偃旗息鼓，他企图获取更大的安全感。文革发展到1969年，红卫兵们已经出局，转而是林彪控制的军队系统渐渐介入到恢复秩序和凝聚团结的工作中去。毛本来希望对有经验的干部进行再教育后恢复他们的名誉，重新起用，以此作为恢复秩序和凝聚力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林彪和军队显然没有接受毛的指示：要他们帮助重建文职官员的党，使党恢复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早在最后几个省委组成之前，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解放军要像控制省革命委员会那样控制省委。

对林彪的警惕发展到了1970年，变成了毛泽东和林彪在国家主席存废问题上的空前矛盾。1970年3月8日，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国家结构的意见。他提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和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再设国家主席。第二天，政治局同意了毛的意见。

但不久林彪亲自参与了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4月11日，他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并请毛担任国家主席，否则“就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很快拒绝了这项建议，并在4月12日告诉政治局：“我不能再任此事，此议不妥。”

他没想到的是，林彪在庐山会议前再次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庐山会议时，林彪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活动，并将矛盾激化到了极点。他在会议上像过去一样，强调毛的卓越天才和伟大作用，以表明他的忠心，从而实现他自己的目的。

8月24日下午，在密商后，林彪的一票人马——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赞同林彪的方针。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说，谁要是反对毛担任国家主席，谁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天才的说法。其他人也在各组做了类似表态。

林彪的支持者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很快由江青和张春桥报告给了毛。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为反击定了调子。在这个文件中，他揭露自己以前的意识形态顾问陈伯达，也就是林彪当前的盟友，是抱持“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并谴责他谣言惑众，诡辩生非。

事后，陈伯达被罢官，林彪的盟友们倒是安然无恙。然而这也给了林彪一个严重的警告，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1954年存在至今的国家主席席位突然之间就被取消了。

在9月6日全会结束后离开庐山之前，林彪总结了教训后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国家主席位置最终在1975年的修宪中被废除，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代行国家元首职责。

1978年第三次修宪，仍然没有国家主席这个职位，不过，1978年《宪法》把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由国家主席行使的一些职权，改为由中共中央主席行使，其他一些职权，改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行使。

直到1982年宪法，才重新恢复设置国家主席、副主席。从江泽民时代起，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已经合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