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0日下午16点。冬日的太阳无力地照着北京站，一列绿皮车停在站台边，机车车头已经发出阵阵轰鸣，团团白汽的影子晃动在冷冰冰的铁轨上。站台上站满了人，哭声震天。车厢的窗口被打开一半，一排排脑袋或者手臂从车窗里伸出来，和站台上的人或是相拥或是握手。他们最后的话音也被列车的轰鸣声和人群的哭声吞没。

再过八分钟，这列火车将启动开往山西。车里坐的是1000多个高中生毕业生，将在晋南的山村里，度过他们接下来的日子。就在几天前，他们的身份还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如今，他们新的身份被称作“知识青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们要去农村继续闹革命——这一次，革命的形式不再是暴风骤雨，而是和风细雨。他们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北京市二十五中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在列车启动之后，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样的诗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住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后来被定名为《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流传一时，他们朗诵这首诗时，经常泪流满面。郭路生也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青年推崇的青年诗人。他在两年后入伍，从山西杏花村到了东海之滨的舟山群岛服役。随后转业回到北京。虽然郭路生从1982年开始就住进精神病院，但与当年与他同车的那些人相比，他堪称幸运。

这列赴山西的列车开出两天之后，《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导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早在此前就已展开。这场最早可追溯到1955年的政治运动，起自河南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为此写道：“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于是在这一年，60名北京青年远赴黑龙江垦荒。 8月30日，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他们。在阶级论横扫一切的时代，他们下乡是为了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来证明这个政权工农联盟的性质。

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就是1968年的冬天。当时文革的武斗已经两年有余，各级政权中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在政权重建的过程中，少不经事的红卫兵当然无法承担这一任务，当工人阶级登上造反舞台时，这些年轻红卫兵注定只能成为过河卒子，将领导权交给工人老大哥。

武斗造成的混乱，使毛深深担心这些青年未来将不易控制。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召见红卫兵组织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歼灭！”

很明显，毛已经认识到这种混乱带来的后果。当时，大学已停止招生，而机关和企业又无力容纳新的劳动力。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让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企图把学生留在校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2月22日，教育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红卫兵的出路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要找到办法让青年们停止混乱状态。于是毛打算搞一场专门针对青年红卫兵的政治运动，来控制这种局面。此时，一批北京红卫兵于10月上旬自发组织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给毛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在经过小范围的调研后，毛认为让青年去农村是一个办法。

1968年4月，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毕业生分配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但在文革的经济衰退中，企业工矿和基层显然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学生们只好“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去农村和边疆。

《人民日报》在1968年12月25日的文章中甚至认为，下不下乡是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在舆论上给家长和青年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动员方式上，也显得过于粗暴，对动员对象或办学习班，提高认识；或注销城镇户口；或停发父母工资。这使得一些不想离开城市的青年也不得不离开。

“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这是作家王小波在小说《黄金时代》中的开篇第一句话。其实王小波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之时，只有十六岁。他后来认为当年插队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是荒谬不堪的。

无论以多么神圣的名义下乡，衣食住行这些最简单的认识都会让他们怀疑此行的目的。接受再教育，就意味着从此离开城市还算优渥的生活，要开始吃窝头和咸菜，偷偷吃一个苹果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倾向。缩小三大差别其实就是要求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走工农结合的道路，防修反修。但王小波和一大批青年却觉得这不过是个政治幌子。因为残酷现实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和不稳定人群。

从1968年到1973年，共计有800多万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因为他们的蔬菜、煤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都需要从城市运过去。很多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王小波在小说中曾写过知青和老乡开会的情景：“老乡们七嘴八舌，说知青太不像话，偷鸡摸狗还打人。知青们说放狗屁，谁偷东西，你们当场拿住了吗？老子们是来支援边疆建设，又不是充军的犯人，哪能容你们乱栽赃。”

但事实上他们连充军的犯人也不如。因为充军还有个期限，但他们却从不知道自己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回到城市，接受再教育不像在大学读书，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期限的无期徒刑。很多人开始装病甚至自残，以争取回城的机会。家长则在城市疏通关系，希望能够再次见到自己的儿女，甚至有的女知青宁可一级一级跟领导“处朋友”，希望这些手握权力的人能够网开一面。

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和参谋长，长期奸污几十名女知青。周恩来批示道：“这不是我们的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这两名罪犯后被枪毙。1973年，毛泽东复信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直到毛泽东去世，知青问题也未解决。在后期虽然有短暂调整，但也无济于事。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化评论说，“从知青个人讲，通过上山下乡的实践固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锻炼和收获，但是他们丧失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最好时机，对于人才的成长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其次，从国家讲，这一作法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曾被宣传为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部署”。事实上，强制性地把上千万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的作法，不仅没有使三大差别缩小，反而拉大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其后，知青才开始缓慢返城，这部血泪史在多人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载。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就是一例。知青返城直至现在也还没有结束。2009年2月，一对从内蒙古临河回到北京的知青，已经不认识这个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