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陈文森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它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1964年的中国农业，经过了大跃进带来的满天卫星，继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还经历了60年代初的调整。随着包产到户的倾向被再一次压制，毛泽东全力护航的人民公社制度得以保存，但仍旧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怎样克服公社制度下“吃大锅饭”对生产积极性的伤害？怎样尽可能地依靠农民自身而不是国家来发展农村？1964年3月底，毛泽东在他停靠在邯郸的专列上找到了答案。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事迹。从大寨10多年来产量节节提高，到陈永贵带领大寨抗击1963年特大山洪的事迹，再到大寨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越听越有兴趣。
当听到大寨独创人人自评，又相差无几的“评工记分”法时，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提起了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几十万人过平均生活，不讲物质刺激，而靠革命精神激励而干得很好的故事。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平均主义，艰苦生产，政治挂帅，没有比大寨更好的范本了。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后来，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三战狼窝掌”讲述的是大寨人奋战三年，将荒凉的大山沟改造成簸箕形的梯田。吃“冰碴饭”则是指在冰天雪地里，大寨农民筑坝造地不回家吃饭，由村里的妇女们做好送到沟里的热饭，由于路途遥远，送到时已冻上一层冰。
农民和干部们都认识到，50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风潮中开凿而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是那个年代乃至今天都脍炙人口的名言。创造这句口号的陈永贵作为大寨的火车头，也成就了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辉煌。穿着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在文革开始后一路“夺权”，成为山西省委领导，更在1969年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中国的农业问题终究没有被“农业学大寨”所解决。此时的农业学大寨在文革的狂潮中，加入了过多的“阶级斗争”，大寨自己的粮食产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虚报。“农业学大寨”从生产实践走向意识形态化，成为人人念，人人学的不倒红旗。
甚至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新的领导集体仍旧把农业学大寨作为农业工作的重点。经历了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不同政治时段而不倒的大寨红旗，得以屹立的不是“左”“右”的意识形态，而是计划体制与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1月，中共中央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农业学大寨”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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