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八字方针

1961年，中国已经进入大跃进的第三年，历史学家菲利普·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里描述了当年的场景。“人民太饥饿了，一点劳动的力气也没有了，猪也太饥饿了，都站不起来了。”一名年轻士兵哀怨不已，“公社社员们不停地问：‘真是毛主席让我们这么挨饿的吗？’”

1961年，被下放到北大荒汤原地区教书的丁玲后来回忆说，汤原地区的食品极度短缺，以至于她无法实施她的教学计划。农民们太累太饿，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她只好凭记忆给他们讲一些她在延安和其他地方的故事，在吃过少得可怜的午饭后吸引一些热心的听众，以排遣他们的忧愁。

同样是1961年，由于反对大跃进和身体状况欠佳而隐去的陈云在周恩来的邀请下重新回到中国经济政策制订工作的中心。陈云到自己家乡附近的青浦县调研了一个月。农民听到陈云同志来了，很高兴，以为一定能够增加口粮。陈云同志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后，召集几个他熟悉的老农谈话，告诉他们：全国粮食歉收，许多地方还不如你们，现在国家还没有力量增加口粮，只能自己想办法，如少种一点双季稻，增加一点自留地（养猪户给饲料地），多养猪，多打鱼等；这样明年每天吃一顿干饭，后年吃两顿，大后年吃三顿。老农点点头说，只能如此，不能一步登天。

还是在1961年，毛泽东不同寻常地作出了自我批评，对大跃进进行了口头上的反思。

事实上从1960年开始，中共就隐约感到形势的严峻。1961年的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12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6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华社评价说，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的关键。

此前，第一次五年计划的相对成功给了毛泽东极大的信心。从1958年开始，中共的经济目标极其清晰，就是在重工业上继续壮大，甚至后来提出了“15年内超英国”的口号。这个策略本身就是继承了一五期间的策略，继续大干快上，发展以钢铁为代表的生产资料，而农业上则通过人民公社这样规模化的经营，来为城市工业人口提供口粮。到1958年底，99.1%的农民家庭都是公社成员。此后，公社甚至负责了户口登记、税收和治安等工作，也负责筹办公共教育和医疗事业。

随着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增加粮食产量的想法。上行下效，此后全国捷报频传，浮夸风盛行，在农业数据上的大面积造假给了中央更多错误的信号，毛和他的战友们误认为农村的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已经能支撑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粮食需求，更加忘我地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中去。

尽管许多新增的劳动力要么是单身男子，要么是把家属留在农村地区的合同工和临时工，但城市人口仍然在大跃进期间增加了3124万。国家通过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供应粮食的人数增加了2800万。这导致国家对农村人口提出了空前的粮食需求。1958年，公粮和义务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在1956和1957年的平均数上增加了1000多万吨。1959年，收购达到了6740万吨。

最后，浮夸又导致国家减少了播种总面积，将更多的土地用于非粮食作物的生产。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少了10%，又遇到1960年的恶劣天气，农村的极度缺粮也就变得顺理成章。那些非粮食生产者的日子更加难过，一方面，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被以极低的价格收走，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却一路飙升，极大降低了他们购买粮食的可能性。

当时党内对大跃进一直有不同看法，但直到1960年7-8月的北戴河会议，领导们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克服大跃进的灾害。中央财经小组被重新组建，周恩来亲自邀请经济专家陈云回归。而陈云随之投桃报李，提出了至关重要的措施：不是通过动员，而是通过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和发展化肥等现代化学工业来提高产量，其次重新开放农村集市，并且增加农民的自留地，来解决农民吃饱饭的问题。在工业方面，陈云要求将投资重点从冶金和机械向消费品和农业工业品方向转型，在农业地区重新安置3000万人，让那些因为在农村吃不上饭而流动到城市的人重新回到农村，减缓城市的压力和征购粮食的压力。

在周恩来、陈云等人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党内还有许多同志认为只要稍微喘喘气，下一轮的大跃进可以继续。毛泽东当时也仍然相信，大概到1963年，中国就可以开始新一轮的大干快上。但是财经小组还是体现了他们在制订政策上的优势。他们大幅降低政府在重工业方面的投资，钢产量被从1960年的1866万吨缩小到1962年的670万吨。同时，中央关闭了好几万建筑和工企事业单位，将近3000万城市居民被迫在农村重新定居。特别是在1961年，由于建设项目减少和25000个国家工企事业单位关闭，547万工业工人和295.6万建筑工人失去了工资收入来源，还有大约1000万城市居民在农村重新定居。尽管争议激烈，但在财经小组的坚持下，1962年又关闭了另外18000个国家工企事业单位，又有419万工业工人和157万建筑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同时有2000万城市居民迁居农村。

一时间，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工业劳动力减少了45%，建筑工人的数目减少35%，到1963年年中，城市居民减少2600万，有权靠国家定量配给制度得到谷物的非农业人口减少2800万。压缩劳动力减少了国有工业的工资总额，降低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同时规避了因为过大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而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改革是降低了国家征购粮食的数量，与1959的6740万吨义务交纳粮食相比，1961年，这个数字降到了4050万吨。更加重要的是，农村保留的产量份额上升到82.5%。减少征购定额使1958年开始的农村消费的急剧下跌得以终止。再加上农村集市的放开和恢复小块自留地，农民也可以从事一些家庭副业，改革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之前官方认可的范围，集体农业也已经完全瓦解。而陈云此时大力推进的发展化肥行业，事实上也改变了之前坚持了10年的“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原则，政策逻辑在那时已经倒了过来。

1961年的恢复被看成是中国大跃进后的转折性变化，从1958年到1965年，国民收入的增长年均才3.2%，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8.9%的数字有天壤之别。到1961年的时候，党内对于“农业是否优先”，“是否通过运动搞生产”这些问题始终存在较大争议，毛泽东一直以来对运动式生产报以信心。而陈云主张的农业优先后来被事实证明贯彻得并不好。到1965年末，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960亿元，是1957年的3.5倍。恢复以重工业为重点的政策压力始终存在。尤其是当农村的自主性稍稍加强后，“阶级斗争”的大棒又重新浮现在他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