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终结大跃进 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中。

大会的前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这个草稿未经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情况下，直接提交大会进行评论，以便广泛征求意见。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

这个报告在肯定了几年来取得成就的前提下，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一、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报告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强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对于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刘少奇还说，造成困难的原因在哪里？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在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即：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深刻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他还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朱德在山东组全体会上、陈云在陕西省的全体干部会上重点讲了党内民主生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2年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对当前国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在认识上尚不一致;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清理;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认识和总结，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