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大庆油田

撰稿 陈文森

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的松基3井进行第一次开井放喷。在钻井队员和石油工业部领导的注视下，咕嘟的工业油流从阀门中源源不断呼啸而出，一喷几十米远，象征着松辽盆地第一口具有工业价值油流油井的诞生。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大庆和松基3井喜获工业油流，也考虑到随着油区发展，将来大同镇一旦设市的话，就和山西省大同市重名；10月8日，赶到油井现场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把大同镇改名为大庆区。此后，石油部也将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后世的教科书把大庆油田的发现评价为中国油荒历史的结束。此前的中国仅有3块产量有限的小油田，“贫油国”的帽子使得刚刚步入工业化道路的中国不得不耗费大量外汇购买必需的能源。而石油界的传统理论则认为中国在地质构造上不可能出产石油，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发展人造石油或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但地质学家李四光坚持自己的石油地质构成理论，认为中国境内必然有大量石油矿藏。1955年成立的石油普查委员会，由地质部长李四光亲任主任，负责勘探全国石油矿藏。

1958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后，批示认为可以在东北、江苏和四川进行重点的石油勘探。地质部普查大队在松辽盆地发现了含油砂层，证明松辽盆地生油。6月26日 《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松辽盆地有石油”的消息。消息说：“松辽平原不久将成为我国重要的油区之一”。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先后在黑龙江、吉林进行了松基1号、2号油井的钻探，之后又选取与1、2号井成等边三角形的井位钻探了3号井。

当时负责钻探的32118队，只有两名正副队长和4个钻井班，而应该配有的非常重要的钻井、地质和泥浆技术员，一概没有。从甘肃玉门抽调而来的钻井队在没有野外运输条件的情况下，以人力将数十吨的钻探设备分批搬运到油井井位。1959年4月11日，松基3井正式开钻，7月份，井下一千余米处采出的岩心已经证实石油的存在。

按照前来援建的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柯的要求，钻井应继续至井下3200米，按照之前的设计完成。在现场督战的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则主张尽快停钻试油。8、9月间，从玉门、北京各处抽调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参加工作。到9月6日第一次射孔试油，由于井下泥浆沉积，并没能抽出原油。此后20天，石油工人以最原始的轻提深部捞水的方法，把一桶桶的泥水提捞上来，才见到了棕褐色原油的喷出。

1959年11月，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在部领导干部会议上，要求做好“大战松辽、支援松辽”的思想准备。由于早期的石油工人大多由军队转业而来，就是余秋里本人也是从总后勤部政委任上调任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系列开发被冠以“石油会战”的战斗称号，轰轰烈烈地展开。从1960年到1963年，按照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说法，“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

作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大庆石油工人在会战中还不忘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石油部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实践论》、《矛盾论》的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油田，发到职工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手一册，形成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大庆的政治生产两不误，也成为了当时“又红又专”的典型。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就此走向了最辉煌的一页。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和大庆永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名字——王进喜。铁人王进喜头戴皮帽，手握钻钳的形象，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的代表。

1959年年9月，王进喜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还被选为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后来的宣传材料在描写这位石油劳模进京的经历时，有这样一段描述：当王进喜在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时，他在大街上看到公共汽车车顶上有一个大气包，他很好奇。于是王进喜问人，公共汽车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大气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汽油，车烧的是煤气。

“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平静。”

王进喜的身上浓缩了那个时代几乎一切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在石油会战的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摘下戴着的前进帽举过头顶高声说：“人活一口气，拼死干到底，为了把贫油落后帽子摘掉，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充满了朴素而丰富的感染力。

通讯《铁人王进喜》这样描述：“王进喜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石油！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 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为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王进喜付出的代价是腿被砸、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癌，当他1970年因病逝世时，只有47岁，似乎真的如他自己在誓师口号中说的那样，“少活了20年”。这个朴实的钻井工人直到今天仍享受着大庆的尊敬，对大庆的劳动模范最崇高的称呼是“新铁人”。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让大庆和王进喜闻名全中国，“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而且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可作参考”。 5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庆和大寨开始并列成为社会主义重工业和农业的样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王进喜和陈永贵则成为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和人民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