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健:和《龙的传人》有关的那些人和事(图)

2009-08-08 16:14:00 来源: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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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的侯德健

  本报记者吴小攀实习记者肖晓堃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年轻的瘦瘦的“猴(侯)子”又回到大陆,但他已经到了略微发福的人到中年。日前,再次踏足大陆的侯德健,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受母亲影响走上音乐之路

  羊城晚报:什么机缘促使你走上音乐道路的?

  侯德健:当时台湾有一个新格唱片公司,1976年时我还在大学念书,就进公司了。这个公司的制作部主任叫姚厚笙,他是我的老师。我所有的音乐录音、制作都是跟他学的。因为我写了一些歌,包括《捉泥鳅》这些歌,他听到了,觉得很有意思,让我到唱片公司去找他,然后我们就经常聊天,成了好朋友。我们搞了一个金韵奖活动,是一个词曲创作和演唱比赛。我们两个都是评委,开始选歌选人。在我的印象中,李宗盛是参加了我们第二或第三届的选秀,那届我最喜欢的就是李宗盛。

  羊城晚报:走上音乐道路,有没有家庭因素的影响?

  侯德健:我妈妈是幼儿园的音乐老师,她从来没有学过任何音乐,但是她自己摸索着就学会了弹钢琴、风琴,帮小孩伴奏,自弹自唱,这对我有一定影响。我中学时就喜欢弹吉他,高中的时候就组建了一个小乐队。

  拒宋楚瑜改《龙的传人》歌词

  羊城晚报:从你创作最早的《捉泥鳅》开始,谈谈你几首流传较广的代表作?

  侯德健:《捉泥鳅》是1975年写的,这是我写得最早的一首歌,也是当时流传比较广的一首歌。《龙的传人》写于1978年。那几年,台湾先后“退出”联合国,和日本断绝关系,最后美国和台湾断绝关系,所以台湾的年轻人的心里有一块空虚的地方。在那样的情境之下,“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这句话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只是没有说出来。———这句话应该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就一直在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面。

  很多人为此写过很多东西。到1978年,我的灵感就变成《龙的传人》这首歌,所以它可以引起人的共鸣。

  羊城晚报:据说这首歌和宋楚瑜也发生了关系?

  侯德健:宋楚瑜曾经当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当时,他被外派出来当新闻局局长。《龙的传人》1980年出版后,有一次宋楚瑜在成功岭以《龙的传人》为题演讲,台下有1万多个刚考上大学的学生。演讲的时候,他就把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政治口号加进去。后来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的唱片公司,要求我们把歌词改一改,“把局长改的歌词加进去”。我的老师姚厚笙把我叫过去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想了一想说,我不愿意改歌词。我的老师说,很好,我就怕你愿意。拒蒋经国宴成赴大陆第一人

  羊城晚报:你当时在回到大陆之前一直在台湾长大,也成家了。当时你对大陆的想象是怎样的?

  侯德健:非常想大陆的老家。这里面有个小故事。我是生下来就住在外公家里,一直到十几岁。我外公是湖南衡阳人,他一直说他要死在老家。1992年以后,他就从台湾回大陆定居了,回来的时候他就80多岁,一直到2005年才过世。对我一辈子影响最大的就是外公。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写的歌叫《捉泥鳅》,赚了3000元台币的稿费,在当时大约是75元美金,我就去买了一整套精装本的《锦绣河山全图》送给我外公。这套是日本人在上世纪70年代在大陆拍的一些大陆风光的照片,接下来几天基本上就是我和外公一页一页地翻看。

  我外公在湖南衡阳出生,在武汉上学,被英国人选中了去印度学飞行,回来参加中国的空军,后来又参加抗日和日本人打仗。他的飞机被打掉了3次,他也打沉过日本军舰。中国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我陪着他一页一页地看,看到他去过的地方,他就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去过的,当时是什么情况。

  羊城晚报:你也去过很多地方,你觉得什么地方可以给你家的感觉?为什么?

  侯德健:我每去一个地方,我都把它当成是家。但是,我父亲和我外公心中那种家的感觉,是指祖先的地方。1983年,统战部帮助我找到了我的家人,我回到四川巫山的老家。当时我回老家的时候,老家的直系亲属还有1800多人。明朝洪武2年,我们的老祖先侯果从湖北跋涉迁往四川的巫山,至今已经有将近700年。这700来年我们的家谱是清清楚楚的。跟我同字辈的人,也许你有印象的,是中国的化学家侯德榜,他是我的亲堂哥。

  羊城晚报:你后来成了第一个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人,在台湾那样一种戒严的环境下,为什么会放弃家庭回到大陆?

  侯德健:当时我和太太已经分居,我是奉子成婚的,那样的婚姻因为年轻很难维持。往早了说,从我写《龙的传人》和《归去来兮》,我回来寻根就不是一个意外。

  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1980年,我到泰国去参加泰柬边界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的募捐活动。难民营有20多万难民,里面有2万多是华侨。此行我得出一个印象:唯有健康、强大的中国,全世界的中国人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这就是我回来最直接的原因。

  羊城晚报:你刚刚提到希望有一个健康、强大的中国……

  侯德健:我希望中国能够健康、能够强大。当时我对国民党很生气,对北京抱有一定的希望。一直到第二年,我在香港学生夏令营艺术中心教书,我们一共有二三十位老师,在里面我认识了很多大陆的作家和艺术家。那个时候还有电影导演叫叶向真(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她拍了曹禺的《原野》,我就去看。当时我还和叶向真“密谋”拍海峡两岸的纪录片。

  我一回台湾,台湾当局就知道了。国民党当时就由文工会的负责人周应龙(蒋经国的中文秘书)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写一首歌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之歌》。但这个事情我就一直拖着没写,因为我实在写不出来。一直到1983年3月,我要去香港参加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示威活动被阻,不久,周应龙秘书来通知我说,周应龙的“老板”要来接我吃早饭。我说周应龙的老板是谁?他乐了,他说周应龙的老板就是我们的“总统”蒋经国先生。我一下就傻了。

  我回去跟我外公讲,我外公讲了三个字,“鸿门宴”。我外公问我说如果蒋经国叫你写,你写不写?我说我不敢不写。他问,你真的愿意写吗?我说我不愿意写。过了不久,我就想清楚了。我就跟我外公讲我要回大陆。

  后来据周应龙的秘书说,1988年蒋经国决定开放老兵回乡探亲,和我1983年回大陆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因为我到了大陆,触发他很多的思考。

  几次进出大陆程琳不是“仇人”

  羊城晚报:1983年回到大陆后,你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之后就停止了创作。是什么原因让你停止创作?是你主动停下来的?

  侯德健:1992年我随太太移民到新西兰,之后就没有再创作,没有听众就没有音乐。新西兰只有四百万人,却有上千万头牛和羊,我总不能对牛弹琴唱歌给羊听吧!

  羊城晚报:怎么会转向研究易学呢?

  侯德健:跟周文王一样啊,我也是遇到了人生的困境。

  羊城晚报:你觉得现在你有没有可能再创作歌曲?

  侯德健:我从来都不是故意不写的。回到北京的这两年多,我写了七八首歌。

  羊城晚报:能不能谈谈你现在的家庭情况?

  侯德健:我1992年在新西兰跟现在的太太结婚,一直到现在,但没有要小孩。

  羊城晚报:她是中国人吗?

  侯德健:是,北京人。

  羊城晚报:你现在的太太是做什么工作?

  侯德健:她是学医的。她现在就在家里面,她的工作就是管我。

  羊城晚报:没有小孩?

  侯德健:我有小孩,第一次婚姻就是因为小孩啊。和现在的太太是“丁克族”,我也觉得自己的精神体力都不是那么好,没有办法再去好好地教育一个小孩。

  羊城晚报:刚刚你提到了程琳,你现在和程琳还有没有接触?

  侯德健:没有接触,但不是仇人。

  羊城晚报:感觉你其实很传统,包括你的感情、你的家庭,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侯德健:我没有那么叛逆。

  羊城晚报:一直以为你是愤怒的、叛逆的、冲动的。

  侯德健:在一个题目上我会很生气,如果中国受欺负我会生气,但如果社会有所谓不公平的情况之下,我不是生气而已,我的反应是去了解它,它为什么是这样。

  羊城晚报:你现在回来大陆准备做些什么?

  侯德健:我回来想做一些关于两岸的文化交流和两岸文化产业的促进的事情。还有就是推广一个数字化的幼儿音乐教育系统,是专门设计给幼儿园小孩的音乐课程,是数字化的。当然音乐一直是我的第一志愿。只要客观条件配合得上,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

  作者:)

  

netease 本文来源:羊城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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