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上海已经到了建国后的第8个年头，这个城市仍然是中国工业底色最浓的城市，无论是他的工业基础，还是他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都可以傲视全国。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生产了全国工业总产量的1/5，同时，他却只得到全国投资的2.5%。到1957年，超过25万上海人被国家派往全国各地，到外地有工程的地方长期定居。
这一年是中国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从数据上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25万上海人的迁居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只有这种经济才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调集如此多的资源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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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过全国性统治经验的政党，建国初期的经济制度完全照搬于苏联，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作了些许的调整。“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出自列宁。他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说道：“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还说，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最富首创精神的民族。果然，他们从1928年开始在世界上首创用“五年计划”来规范国家经济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后来为中国共产党所沿用。
在实行一五计划前，中共面临着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当时主要的经济重心有两个：一个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另一个是解决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他的前任国民党就是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败走台湾。
建国后大概六个月，中央政府就开始收缴地方财权，把1928年国民党政府下放到地方的财权重新收归中央，一些重要的税收，如农业税等，从此与地方政府绝缘。这一招立竿见影，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0亿上升到1951年的133亿元。中共显示了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19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而同样的数字在1957年时已经达到了30%，同时超过了经济发展同等水平国家的两倍。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此前，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2月，国内物价已经上涨了150%以上，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通过“抗美、稳定、建设”的方针，在税收增加的情况下，压缩投资和非军事支出。即使在1950年朝鲜战争导致的军费开支迅速膨胀之时，1951年的价格水平同比也只是上涨了20%。
在经济总体上恢复不错的情况下，一五计划确定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策略，同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比重。与苏联灾难性的农业制度改革相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一五计划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它达成了两个最重要的目标：1953年时，大约总产量的2/3来自个人拥有的农田、手工业企业和工厂，但到1957年，它们的产量被削减到不足3%。同时，中国工业的增长达到了130%，其中生产资料的增长最为壮观，大部分集中在了钢铁、化工和机械行业，这些行业也几乎垄断了国家投资的90%。另外，还有一连串值得骄傲的数据，到1957年结束时，国民收入年增长率8.9%，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长每年分别约为3.8%和18.7%。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从1950年的36岁延长到1957年的57岁。
一五计划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农业的忽视。此前，几乎没有人对农业的增产表示过怀疑。到1952年编制计划时，农业的增长还异常迅速。中国两种最重要的作物——粮食和棉花——在1951年到1952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11.5%和37.3%。虽然很多人认为这是建国后暂时的复苏，但一五计划仍然给农业增长定了每年5.3%的目标。令人吃惊的是，计划还未正式提交，1953年当年的粮食就仅仅增产2.5%，1954年，增长率更是下降到1.6%。1953年时，全国已经出现了食用粮供应的危机，从而导致了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全国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广大乡村则开始大规模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实践。陈云在1953年10月透露，东北地区的水灾导致粮食产量从2200万吨下降到了1805万吨，加剧了粮食危机。
到了1955年春，国家对粮食的过度收购，在乡村出现了真正的供应危机。许多被组织进合作社的农民正在经受极度的缺粮。最严重的实例发生在温州平阳县。中央调查小组的报告称，过量收购引起的严重缺粮已经造成“温州的不稳定”。当时已经大规模施行的农村合作社丝毫没有促进粮食产量的提高，相反，一直增长的人口，最终导致了城市粮食配给制的诞生。1952年到1957年间，粮食人均消费量提高不到3%，食用植物油的人均消费量下降甚多，同时，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猪肉、牛肉和羊肉的消费量增长几乎为零。到一五计划公布时，年均粮食增长目标已经被削减为3.5%，最后虽然勉强达成降低的目标，但非农人口已经从1952年的8300万增加到1957年的1.06亿，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双轨生活也在此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农业的落后也给轻工业，特别是消费品的发展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在一五期间，全部消费品的4/5以上依靠农业提供的原料。由于缺乏原料，这些工业中的大部分都远没有发挥其生产能力。一五前，生产资料只占全部制造业产品1/3，但到计划末期，这一比例已经明显上升到了一半。
只有重工业在苏联的援助下一枝独秀。苏联的援助项目有156个，他们构成了一五计划工业总投资的一半多，几乎所有的苏联援助工厂都制造的是生产资料，而非消费品，包括7个钢铁厂、24座发电站和63个机器制造厂。武钢、包钢、鞍钢，还有一汽、洛阳拖拉机厂等均为苏联援助的产物。超过1万名俄国专家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援助。陈云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西方的研究也说明，与苏联盘剥东欧国家相比，苏联在一五期间卖给中国的货物已经算是相当优惠。
针对一五计划出现的种种问题。一些主要的非执政党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批判。有关第二个五年计划如何制订的争论从1956年开始就贯穿了中央的历次会议。当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多快好省”的运动口号，要求继续加快工业的增长速度，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1956年底，马寅初在人民日报登载文章称，过去忽视了农业，从而压制了轻工业的增长；重视过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农业中官僚计划代替了价格机制。1957年4月，国家计委驳回了“只顾重工业，不顾或少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原则，而赞成“通过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
此时的国家计委还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超过20%的城市失业率，由于重工业企业需要更长的建设周期，雇佣人数也相当有限，在一五期间，工业就业人数每年仅仅增长可怜的260万人，非农业男性失业者到计划结束时已经达到了1000万至1600万人。
所以，第二个五年计划事实上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调整。毛泽东在后期也表示，需要减少中央的计划和经济行政方面的官僚机构，并给予地方以更大余地的决策权，许多省份为此纷纷响应。但遗憾的是，1958年春开始的大跃进使得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没有被真正执行过。一直到2009年，中国正在经历他的十一五计划，但计划经济的影子正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逐渐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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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