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王”治粤
陈济棠与众多军阀一样,对封建迷信的说教情有独钟,是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和忠实的迷信邪说信徒,其一生不知上演了多少无聊至极的迷信闹剧。他网罗一大批占卜术士为自己的特殊顾问,凡有关进退去留之大事,悉数要请这些顾问问及天意后方才行事。至今,民间还流传古应芬是用了两块刻有“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和“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且平康;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的“晋代神砖”,说动陈济棠投身反蒋“大业”的。虽然此事已无从考证,但依陈之为人,古应芬在晓其以理的同时用这招来动其以“情”,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把封建迷信引入政治斗争的地方实力派,却深谙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的道理,因此,主政广东后的陈济棠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而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业绩”。
1933年,陈济棠仿照苏联颁行了以发展广东经济为中心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这个经济发展计划以广州市为中心,沿珠江水网及粤汉、广九等铁路向全省延伸,东至潮汕、西至梧州、北到南岭、南至钦廉。陈济棠还听从省政府主席林云陔的建议,聘请岭南大学农科教授冯锐根据广东土壤、气候及市场等情况拟定了广东蔗糖业的3年计划书,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6个制糖厂及附设酒精厂,日榨糖7000吨,开创了民国时期广东制糖业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陈济棠还筹集巨资从丹麦引进设备,建成了西村水泥厂,使该厂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之后,陈济棠又兴办了一批获利较大的硫酸厂、化肥厂、饮料厂、纺织厂、造船厂等在广东乃至南中国较有名气和成功的工厂企业。在陈济棠的一番经营下,广东的“民营工业”从几百家发展到2000余家,总资本也从先前的654万元增至1500万元。与其他地方实力派有所不同,陈济棠热衷于教育事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从1932年至1934年,陈济棠连续筹措巨资完成了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事宜。1933年,陈济棠又让省政府拨款200余万创办了以古应芬(已于1931年10月28日去世)字为名的“勷勤大学”,并于1934年7月1日正式招生开课。此外,陈济棠还以筹资、自捐等方式,先后创办了中山图书馆、广州音乐学院、广州国医学院及数十所省立、县立师范学校,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济棠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他以月薪1000元大洋聘请建筑师刘大钧,以2000元大洋聘请研究军事化学的香港大学教授黄新彦。受陈济棠的礼贤重才感动来粤工作的著名人士还有邹韬奋、张东荪、张君劢、林砺儒等。
陈济棠主粤期间,广州的商业也取得了蓬勃发展。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2178间,平均50人就有一间,1934年上半年就新开张商店3646间,商业区惠爱路和上下九路以及西濠口等中心地带,扩大到了永汉路(今北京路)、一德路和东山等地。1933年,广州的商业银号(银行)有498家,每日开设早中晚3次银市,其交易的规模与繁荣超过了香港。陈济棠还通过举办展销会的时机,组织华侨到广东考察,以便进一步发展贸易,加快市场繁荣。
为了改变城市面貌,陈济棠下令拆除木屋、城垣,在沙河一带新建可容纳近10万户的平民住宅,整理、扩宽内巷街道1356条,新修马路50余条,使羊城面貌焕然一新。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成为“陈济棠时代”的大轴之作。广东的公路、铁路以及航运交通,也相继获得了巨大发展。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全省公路总长仅为4200多公里,至1935年增加到了17587公里,不论总长度还是地理密度都超过山东和江苏,跃居全国第一。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氏3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为了表示对妻子莫秀英的爱意,陈济棠还在海口修建了“秀英港”,又在“秀英港”建了一座长桥码头,命名为“秀英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陈济棠发展广东地方经济,主观上自然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以增强与蒋对抗的实力,同时便于自己聚敛私财,但客观上也确实促进了广东的建设事业。有学者称,陈济棠为“广东及其夫妻桑梓之地,带来了近代百年未曾有过的建设机遇”。以广州为例,1929—1935年物价平均每年下降2.53%,1934—1935年银元购买力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12.12%。广州一举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整个广东也跨进了民国年间的“黄金时代”。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从美国回国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令陈树柏意外和感动的话:“令尊治粤8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邓小平还亲笔书写鲁迅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赠与陈树柏。
能得到中共高层的高度肯定,想必是陈济棠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而邓小平之所以如此评价陈济棠,除了陈氏建设广东的成就,还缘于他对红军的一次特殊贡献。原来,蒋介石于1932年3月重新上台后不久,为了广聚反共力量,任命陈济棠为赣粤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可陈在对付红军的问题上思想极为矛盾。一方面,他怕自己的力量为红军所削弱,另一方面又怕红军被赶跑后,蒋介石可以从江西直击广东。因此,陈济棠重新玩儿起了当年反蒋使的那一招,即不采取任何像样的进攻行动,而是围绕防堵中央红军和蒋介石军队入粤这个目标采取一些军事部署。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红军节节败退,战略转移势在必行。可红军长征要经过蒋介石设下的4道封锁线,其中第二道是以粤军为主构建的,以当时红军的力量与粤军相对抗难以胜算,红军的命运危在旦夕。恰在这时,陈济棠于1934年9月、10月间电约红军进行军事密谈。红军派出的谈判代表何长工和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与粤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10月27日,红军开始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军事行动,陈济棠履行了秘密协议,明令“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数万红军得以顺利通过陈济棠的辖区,向西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当然,陈济棠此举并不意味着他政治立场的转变,红军通过粤北后,他派第二军张达部参加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还4次派部参加围堵。凭借这些“战功”,陈济棠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陈济棠“让路”的功绩,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并经由邓小平之口婉转地表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