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统购统销”——西安桥梓口粮站前站长霍平回忆

1953年，我参加了西安市的“统一劳动就业训练班”，我们那一期全西安有八队，每个队大约二、三百号人，主要吸收我们这些“社会闲散劳动力”接受三个月的培训，然后再分配工作。当时抗美援朝和镇反刚刚结束，西安百废待兴。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堂课上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猴子变的。这实在是太吓人了——我在重庆读的是天主教会的中学。然后，我就被分配到西南门外的桥梓口粮站，一直工作到退休。

西安桥梓口粮站前站长霍平

日本鬼子过黄河那一年，也就是1938年汤恩伯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那一年，我11岁，跟着家人逃难到西安，1944年又辗转到了重庆，1949年重庆解放。我被遣返回了老家新乡，当时正在土改，我分到了2亩地。但我从11岁开始就生活在城市，已经不会种田了，老家也举目无亲。我只能又偷偷跑了出来，来到西安。那是1952年。

一开始我在西南门外给人当小工，每天扛着锄头去等工头叫活儿。自带工具的1块钱一天，没工具的8毛钱。那时候，一碗面条三毛钱。一天一般吃两碗面。住店再花两毛，是那种大通铺，一屋子住20多个人。都是农村没饭吃到城市里给人扛活的。但他们在农村都还有家可以回，我农村已经没有家了，这样下去，城市也呆不住。

“劳动就业训练班”招人的时候需要能识文断字的，因为这，一屋子的人都去考，只有我考上了。54年2月间吧，第一天上课，就是上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猴子变的。这堂课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人怎么可能是猴子变的呢？然后是上巴黎公社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等等等等。一上就是3个月。训练班快结束的时候，因为没时间扛活，我之前存下来的一些钱已经快用完了，每天只敢吃一顿饭。

桥梓口粮店当时是占用了一家逃走的资本家的院子，是一套正规的三进四合院。第一进的大门放着两张桌子，一张开票，一张卖粮食。第二进的厢房和正房都堆满了粮食。第三进则主要是办公室。那时候在搞粮食平衡。桥梓口当时大大小小的粮店有几十家，粮食一天一个价。米，面都在涨。只有我们一家国营的，只卖低价粮，队伍能排到五百米外去。但每天都有供应不完的情况。

早上8点开始卖粮食，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一直到下午6点。当天买不到的，就在粮店门口排一串小板凳，占上座儿，等着明天继续。还有人偷粮食，拿着自己的口袋，眼睛盯着你看，然后抓一把公家袋子里的粮食拿到鼻子下闻，趁你不注意，就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立刻再抓一把，防不胜防。

所谓“粮食平衡”，就是政府投放低价粮平抑粮价。那时候一天都要卖掉几万斤。我们白天卖粮食，晚上还要帮着卸车。但3、4月间的时候，每天运来的粮食逐渐减少，白天还不到下班时间，粮食也会卖完了。那时候限制一个人只能买10斤粮食，于是就有人买完了接着不停排队，这样多买粮食，然后再运到农村去卖。那时候，农村没有国营粮店，粮食供应也紧张了。再后来，平衡粮的质量就越来越差，成色、干度、杂质的指标都下降很快。

这时候，已经开始有传言说，粮食快供应不上了。但我们这些普通同志自然不清楚具体情况。粮食平衡搞了两个月，我就被借调去农村搞“测产”，当时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现在想起来，就是统购统销的第一步。要“统购”，就得弄清楚每亩地的产量，才好确定每个村的统购任务。测产也是“一阵风”，大运动。开会，动员，然后实施，前后1个月，各个农田的产量就确定下来了。因为搞统购，1954年的夏粮收购超额完成任务，超收20%多。

我回到粮站，粮站来了两个新同志。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以前私营粮站的伙计。在我回来前的某一天，大概是7月间，“一夜之间”，西安市大大小小的私营粮店全部被查封了，粮店老板也不知道哪儿去了，伙计们留了下来，重新分配工作。

城市里的统销也正式开始了。城市也要测销，就是规定每个人的定量，需要调查摸底。首先要了解工人的用粮情况，但不能公开进行。都是工作组的人下到每个院子里问，调查。这是秘密，都是很大的领导亲自抓，我们也都不知道具体情况。最后按职业工种制定了供粮标准，信仰伊斯兰教的市民节日用面粉另有补助。

和统销同时建立起来的就是粮本制度，这时候就不能随便买粮食了，必须凭粮本供应。当时的定量是，居民27斤半，干部30斤。特别的工种，比如铁匠铺里抡大锤的，那就要36斤一个月。因为私营粮店都被打掉了，桥梓口粮站一天的供应量也从几万斤上升到十几万斤。排队的现象更严重了，但总算是凭证供应，人人有份，粮食质量也比平衡粮要好一些。

粮票相对是后来的制度了，1955年，全国所有粮食实现限量供应，凭票购买。这主要还是为了应付人口流动，和户口关系一样重要的是粮食关系。你的粮食关系在我们粮店，平时只能在我们这里买到粮食，换一家粮店，人家不卖给你。如果要出差，很不方便。于是就有了粮票。

城里的干部到农村“蹲点”，也要给老乡家粮票。那时候，收回来的粮票，要统一贴在一整版的报纸上，然后刷上特殊的紫药水，防止有人重复利用。大额的粮票，就像支票一样，要搞“拨付凭证”。这些制度都是慢慢发展起来的。

再后来，粮店还卖“抵用粮”，就是红薯，一斤粮票，可以选择买五斤红薯，这样就节约了粮食。家里孩子多的家庭，愿意买这种。再后来，油、肉、糖等等，全都凭票供应了。那时候国家还有号召，每月节约一两油，一斤粮食，一两白糖，就是每个月上缴这些油票，粮票，糖票，主动放弃购买，支援国家建设。

大概从1960年开始，粮站的工作基本上就没有太多变化了，每年收夏秋两季粮食，主要是各大队统一将本村的公粮上缴到收购点，这时候收购点人手不够，我们都得去帮忙，过磅，验麦子等级，登记等。其他时候则主要是运粮食，卖粮食。从1953年一直到我退休，我的定量都是34斤，粮站工作算重体力活儿，从来没变过。每天吃多少饭，吃多少菜，多少盐，几十年如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