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开国大典

特约撰稿 沈泉期

1949年，冬尽春来之时的深夜，费孝通在石家庄感慨着红色政权的力量。他看到老乡们赶着粮队，点灯前进，远远望去正像一行红星。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这成千成万人内发的一致性有着打动人心的无比力量。

在这股铁流面前，他“立刻就惶惑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

石家庄是共产党开始战略反攻后，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到此时已被中共收入囊中近三年。中共在这里积累着接管城市后的收复经验。至少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石家庄经验”还在某种程度上行之有效。虽然妓女已被“处理”，但私营工商业得到了保护与恢复，甚至出现了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局面。

在政治上，他们宣称：“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这给了知识分子们充分的想象空间。这一点，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也有所觉察。该年年初，李宗仁致电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时，感到这些曾经的反共人士和国民党间已有了疏离之感。李宗仁本还期望，若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便可制造些反共舆论，形成“第三种力量”。

但是，国共两党的军事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大逆转，既然共产党胜局已定，民主人士们就不再愿意回到冷冷清清的国民党一边来了。此刻，中共的“统战”人士也尤其活跃，譬如李济深，就因受到了召唤，而离开香港，往北平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同样，《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得知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时，马上就作出了留下的决定。在他的设想中，这是他个人和《大公报》最好的出路。共产党保证说，报名不变，报纸的民间性质也不变。

这一年，大批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开始了与新政权的合作。虽然他们依然对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并无好感，但共产主义所宣称的平均主义经济政策，却暗合了他们对大同世界的梦想。

每个人对新政权的猜想都不相同。另一些知识分子离开了，他们对红色政权还没有信心。胡适在告别大陆前曾反复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对他而言，哀伤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败亡，还有曾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

该年5月，共产党的军队攻下了上海。当荣毅仁开车上街，他看到了军纪严整，在马路边席地而睡的军人们。与那些担心资本被无产阶级政权没收而纷纷撤资迁往香港、台湾的资本家不同，荣毅仁父子留下了。一方面，这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但也有留守家族企业以观局势的初衷。

在上海，毛泽东对一些民族资本家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这句话让他们安心。荣毅仁评价说，毛泽东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的忐忑心理。

当蒋介石的悲剧演到了尽头，1949年的4月到6月间，是张治中一生中最苦闷的时光。他是共产党的老对手，和周恩来彼此熟悉。

“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

“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从现阶段看，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

“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

这些话，都是张治中写于1949年6月26日的《对时局的声明》。那时，虽然他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但亦是真诚地表达了对共产党的肯定之意。

这一年，共产党的胜利来临之快，甚至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预想——一年前，他还估计尚需三年。到了该年年末，只剩海南岛、西藏和台湾还尚在新政权的控制之外。蒋介石的新闻刊物《华北每日新闻》，一夜间就变成了毛泽东的《人民日报》。

当时的很多爱国人士都相信，中华复兴的最重要基础，即为全国统一。这一观念，成为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

不过，虽然政权已立，但各地方的忠诚度还尚有差异。在华北、东北这样的“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共产党的基层政权也相当稳固。在这一带的农村，共产党在较为贫穷的阶层间获得了大量的群众支持。那些看不准共产党的前景、担心地主们反戈一击的农民们，终于放了心。他们正是费孝通看到的红星。

而在华东和华中大部、西北，以及长江以南的广阔土地，因为共产党凭借军事征服才拿下不久，也就尚缺乏组织方面的资源，或是群众对其的感情。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秘密社会等离心势力，并未完全臣服于这个新生的政权。

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对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来说，1949确是一次赶考。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说。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开始掌握新中国的命运，他们要为推行一系列工业化和社会化改造做准备，焦虑却又雄心勃勃。

在他们眼中，向苏联学习是一条捷径。这一模式将为执政经验不足的新生政权，提供国家组织、城市发展战略、现代军事技术，以及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

“我们全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毛泽东在十几年后回忆说。

另一方面，尽管在该年年末，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并不愉快，但苏联是取得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唯一来源。效仿苏联，是取得这种援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10月份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按下按钮，新的国旗升上来了。这面大红色的国旗上，有一颗星比其他的星星都要大，它们围绕在它的周围。不过，毛泽东依然团结了各界的力量。在他的第一届政府的24位部长中，有11位不是共产党员。起草第一部宪法时，有14个政党的成员参与其中。

这年6月，毛泽东搬进了中南海，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