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土改

7亿亩土地，296万余头耕畜，3944万余件农具，3795万余间房屋，100多亿斤粮食。

这是《开国大土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中对建国初期整个土改运动中，以没收的方式进行再分配的总资产数字。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东北、华北解放区已然在解放前进行完“暴风骤雨”般的土改，但在华东、华南、西南等广大新解放区，农民的土地愿望还没有得到实现。为巩固新生政权，满足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从1950年，开始在新解放区继续实施土地改革政策。

“分到土地的农民抱着土啊，就上坟跟他父母说：爸呀、妈呀、娘啊咱分了地了啊，多少辈子都没有地呀，咱们这回有地了。”近60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土改，近80岁的郭长兴对采访的媒体如此说起。

建国后土改的程序相当简单。首先划分阶级，即由农民评出地主份子；然后没收地主的财产；再清查各户的土地财产，最后在既有的基础上，进行平均分配。实施的单位基本由当地土改工作队领导，在村、乡一级农会解决。

截至1952年底，大陆除西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贫穷总是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土改，以大多数农民受益的结局，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受益的农民也开始以极高的生产热情，来积极回应新生政权：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数十年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一脉相承，无比清晰。以重新分配土地的形式，来获取占全国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支持，作为武装革命最坚实的后盾。

早在1931年，进行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的毛泽东，就整理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实践过程中，为便于宣传，口号成了农民听之易懂的“打土豪，分田地”。在这条路线执行的身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始形成，并在广阔的中国农村形成了一个个的工农武装根据地。在这条土地政策中获益的贫雇农，则成了中共武装第一批最广泛的加入者。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中共的红色根据地相继失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土地路线也失去了可供开展的平台。直至红军在陕北开创抗日根据地后，土地政策又开始实施。这一次，“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成了土地政策的主题。相比之前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时期的土地政策有了明显的暖和，在以减租减息降低农民负担的同时，也肯定了富农和地主的抗日要求，既获取了根据地农民的支持，又避免了激烈的阶层动荡。大家耳熟能详的《解放区的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

1946年，解放战争正式打响。为了获得农民更坚定的支持，土地政策再一次调整得相对激进。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实施：没收地主土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支持革命的积极性。分到了土地的农民，为了保卫既得果实，踊跃参军或者积极支前，成了解放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后盾。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话并没有多少夸张的成分。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对斯诺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

这的确是一句解读中国革命的关键话语。

有人获益，自然有人受损。在狂飙猛进的土改运动中，伴随着贫雇农的欢天喜地，“地主”群体的厄运也随之开始。在土改运动中，各地大量地主由于抵制土改而遭到惩处甚至枪决。由于实施和批准层级过低，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大化和随意化现象。建国后的土改运动究竟处决了多少地主，至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官方数字。

随着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罚没，“地主”这一群体在实际层面上，除了在书籍或者扑克游戏中尚有留存，已经在中国被彻底消灭。

侥幸肉体存活下来的“地主”，因为未来岁月阶级斗争的强调，作为“地、富、反、右、坏”的排头兵，土改仅仅是悲惨岁月的开始，而远非结束。1979年，中央颁发文件，给地主、富农摘帽的时候，剩余的“地富”份子与建国前相比，数字已然大幅缩水。

1952年的中国农民是幸福的，不但分到了土地，还得到了农具与耕畜。然而，土地私有毕竟是违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生产资料公有，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前提。土地自然也不例外。在国家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变的大背景下，土地随后也将一步步收归国有，不光是新分得的土地，还包括他们原来自有的。等待农民的将是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

而这，显然不是1952年刚刚分到土地的中国农民所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