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的大历史背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日本走向战略“泥沼”
日本的如意算盘:蚕食中国,提防苏联
时间回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间,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中日两军的意外磨擦(所有证据都指出,事变绝非预谋,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的布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由于并未发生死伤,照当时的局势而言,事情可大可小。至少在中国方面,当时河北的中国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休假”,他没有立即销假回北平掌握大局,而是遥控局势,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中央正在与延安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的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影响,财政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打仗就是要花大钱)。日本军方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指示海外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虽然日本政府与军部都非常关心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整编与联合抗日的局势发展,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却末决定要对中国的局势发展,进行直接的干预。
所以,既然卢沟桥现场没有什么重大冲突,中日两国最高军政系统又没有事前摊牌的规划,整个事情是可以慢慢谈判。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要对中国的华北重镇北平与天津,进行一个扩大的控制拓展。至少要能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并入冀东自治区,若是能够进一步吃下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更是上策。
因此日本海外的驻军将校,以及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眼见日本政府与军部缺乏借机扩大的作为,于是开始串联扩大声势,其中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最为积极,不但主动将部队推送到长城与鸭绿江边,进行入侵作战演习,同时派遣军官赶回东京进行串联游说,特别是要求香月中将上任之后不能就地和平解决,一定要扩大事端,日本的支持军队已经在边界就地等命令,随时可以配合驻屯军进攻永定河东岸,控制平津。
果然施政无方的日本政府,无法提振大萧条下的经济,所以民意支持度低,在日本军方串联的压力下,又觉得多年以来,日本在华北的发展并不顺利;而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国共以及中央地方之间团结抗日的共识已经建立,加上日本军方狂人陆相杉山元向日皇保证,“支那事变可以轻易在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完全解决”,所以日本政府终于同意军方的决定,利用卢沟桥的意外事端,打击中国,以获得民意的支持,扩大日本的利益。
经过日本军政领导人最后定调的日军立场是,日军利用这次卢沟桥事变扩大争端,最少要拿下平津这两个历史名城,若是中国方面真的不肯退让,那么日军决定要在河北中部,以大会战方式歼灭中国主力军团,以达到“严惩暴支”,完成切割中国华北的另外一场历史进展,日本决定成立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统帅,统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日军当时并未想到要在上海,或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国军政经济财税重心,同时进行军事行动,因为日本只想切割蚕食中国,若同时在上海开战,将会牵连日本与国际强权的重大经贸利益,当时的日本还不想引起国际众怒而完全孤立。何况日本更为担心苏联的动作,若在上海开战,日军兵力向华东分散,恐怕难以兼顾苏联在北方的行动。
当时的日本,已是世界级的军事强权,有着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全国动员参战的体制,日本所缺的只是战略原料供应而已。日本想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策略上,所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不是一举鲸吞,所以日本侵略中国的手,不会一次伸得太长,以免贪多吃不下,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反而给苏联有可乘之机,同时又有遭到国际社会反弹的后遗症。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是吃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侵略,中国军队最多只能在华北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面对日军侵略,防守不住,又遭到损兵折将之后,中国只有默认日军控制的战局,有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长城之战之后的热河,都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打不过也守不住,只有让日本硬占中国的领土,中国除了外交抗议之外也无可奈何。当然日本知道,国际社会虽然不愿日本独自吃掉太多的中国利益,但是由于绥靖主义迷漫,国际强权还不至于为局部的中国战役,而与日本决裂。日本可以放心侵略中国的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