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峰：基金会的自律困境与解决之道

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同仁，各位朋友下午好！

其实我放在这个时候演讲是挑战非常大的，我就在猜他们前面讲什么，因为给的是一个大的命题基金会的治理，所以我临时改了题目，因为如果跟他们讲一样肯定人家等一下要骂我，所以我就改了这个题目。

前几天组委会就跟我说，最好让我发一个PPT过来，但是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想出来，甚至到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我还没有写这个演讲稿，我还在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三杯茶，是写美国的一个登山者他登乔戈里峰失败以后，在下到巴基斯坦的时候，在当地一个村庄，大概6000多海拔的时候被当地村民救下来，他怎么样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在当地建造了60所学校，甚至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其实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推荐看一下本这书，我们会发现，因为我经常听到我们的NGO同事跟我们讲在中国怎么做事难，怎么这个政策压力，政策空间很小，这个慈善文化不够。但是大家如果去看这本书会发现，既使是在美国这样我们想象中非常完善的一个政治或者说政策，慈善文化其实做一个基金会也不是那么容易，做一个想去筹款的NGO也是非常困难的。

他在美国写了586封信，仅仅筹到了几个美元，所以我只做一个开场白，接下来说一些我的观点。

刚才杨团老师说得很好，有一些我同意，但是有一些其实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可能下一步我会提到一些我的看法，大家多多批评。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大概有一个星期我们有几个朋友也做了一个沙龙在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非公募基金会怎么样去进行自律。当时也给我很多的启发，所以我今天演讲当中很多观点来自于我们当时讨论的几位朋友，所以我要感谢他们。

今天我讲这个非公募基金会更多地是指在2004年基金会条例公布之后注册的以企业为主要发起人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当然我知道比如说像我一个朋友他在上海注册真爱梦想基金会，他们纯粹是个人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但是今天我想讨论的主体是企业为主要发起人，因为我相信这个领域可能是未来中国非常庞大的一个领域，而且可能真正是改变中国公益这个大的生态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于商业领域成功的商业企业发起的基金会，所以我想重点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对公益领域和基金会是有很深研究的，所以我们谈到自律的时候一想这个是太正确了，一定是要做的，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们真的跟很多企业家去交流，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会问你为什么要自律，一个基金会一个亿都是我一个老板出的，我为什么要自律，我给谁自律，都是我的钱。

好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另外相关的问题，我们一个基金会公益组织是应该对谁问职，很多时候我们想对捐款人问职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仅仅限于对捐款人问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老板说得是对的，钱都是我的，你跟我问责就行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干就行了，为什么要对公众公开，钱又不是公众的，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在想，其实我们这样一个基金会在民政部或者在民政局注册以后，它其实是动用了政府赋予的很多公共资源，比如说政策上的声誉，包括他可能有机会去招募志愿者，而且志愿者是无偿地劳动，甚至我们现在有一些基金会拿到了免税资格，政府给了他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样一个2%的所得税，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讲可能你这个基金会现在一个亿，可能是政府转让了这样一个财政收入来给你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会理解这样一个，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讲能够接受。但是事实上我发现其实很难的，很多企业家其实并不认同这一个，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可能未来要更多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跟，下面我会谈到这样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这样一个理事会阶层，是怎么样共同控制这样一个非公募基金会的，而且这个我想是真正是自律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在我今天看来，虽然我是学法律，但是我觉得今天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自律的核心不是法律，不是政策和制度，是基金会内部的问题，是怎么样在这个之间的一个权力的让渡或者是妥协的问题。

有一个朋友提出来很有意思的观点，之前我是没有意识到的，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这样的，他说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其实没有能力，甚至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律的，因为你们很容易想象，假设我们中国这么多非公募基金会，很多其实没有全职工作人员的，你怎么去想象他有自律的框架，他有什么能力去自律呢？这个自律很简单，它有一个内部的制衡，如果你一个基金会只有一个人，甚至你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你自律什么？你自律的是谁，所以这个我想是我们要在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些现实的环境框进去，可能这样讨论更有意义。

但是我们说基金会自律，有很多好处我想这两天肯定很多同仁都谈到这一点，所以我不想多说，比如说在品牌这方面，怎么样取得公众的信任，为了给基金会带来更多的资源，甚至在执行项目的时候怎么样赢得一个政策的空间，甚至说我们在中国很多环境下，比如说我们在救灾，你肯定要赢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就是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或者说有效率的一个现实环境下运作，我相信对于一个自律良好的基金会，会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的支持，而这种时候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基金会的使命是相一致的。所以在我看来很多时候这种妥协是值得的，我一直觉得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整个公益领导的同仁如果想做得更好，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妥协的。而且我记得以前读法律的时候，记得美国宪法他们当时一个命名叫美国宪法被称为一场伟大的妥协，所以我想做事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少一点儿抱怨，怎么样务实地把一些事情做起来，这是我一个基本的观点。当然这个可以跟我很多年前的一些理念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这几年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体悟。

第二个部分我想说一些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一直也在跟很多同仁，包括杨老师也提到很多基金会的财务不够公开、不够透明，其实我之前的题目也是透明度，我知道大家会讲这个题目，所以我不讲这个。但是我还是把之前看到的一些结果跟大家有一个交流。

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看国内一家名气很大的基金会，名字我就不提了，会让他们觉得紧张，是一家非常大的基金会，我看他们的年报，应该是2007年财务报告，他们的基金会大概是不到30个全职人员，因为我问过他们一个中层的管理人员，大概是29个人，他们有四台汽车，一部奥迪A6，一部蓝鸟，一部别克、一部雅阁，他们四部汽车100多万元，他们只有29个人，他们的总部在北京，他们这些都是轿车，不是吉普车，他们用这些汽车在北京市干什么？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基金会，然后我就看他的报表，他是符合我们的基金会条例的，他的行政费用没有超过10%，这是不是恰当的？这跟自律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而且请注意，不仅仅是透明就有效的，这个信息是透明的，但是我问在座的各位有几个看到这条信息的，透明不一定真的会发挥作用，透明本身不会发挥作用的，要有人去看的。当这个透明的报告是PDF放在网上的时候，有多少捐50块钱、100块钱的公众会去看这个报告，会去解读那么长长的，十几页的财务报表，有几个人看得懂呢？我很怀疑这一点，所以我想透明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基础。

这个可能会牵扯，下面我会讲到一些具体的，我们未来可能解决的办法。因为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公募基金会，因为非公募基金会现在相对比较少，很多报表我还没来得急看到，因为我自己在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做，我常常在想，其实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如果做一些不符合基金会条例的工作，我相信我们政府是看不到的，很多的时候政府是不在场的，法律是起不了作用的，这个时候怎么办？我知道比如说民政部的基金会管理处或者是北京市的基金会管理处，其实公务人员是很少的，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在我们这6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一千多家基金会当中，每一个方案现场我们都能出现吗？其实是很难的，怎么办？其实法律很多规定，我们政府完全可以按照这样去执行，或者是惩罚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真的就是现实上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法律变成活的法律，真正有效的东西，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共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