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团：非公募基金会的自律机制

很高兴能够在老商的后面讲，很有意思的是，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做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已经有整整15年了，我虽然后来离开慈善总会，我曾经在人口福利基金会做过秘书长，人口慈善总会做过常务副秘书长。虽然离开慈善总会，但是反而给了我更大的空间，因为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去给很多家的NGO组织、基金会做咨询、做顾问、做理事。那么这样的话使我的眼界比过去更加打开。

这一次讲自律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徐永光希望，我和商老师能够把这一节做好。那么我最后想了一下，我选择的正好是什么呢？和商老师能够对应起来的，也就是说商老师讲的是基金会，当然也包括非公募基金会，要形成自律机制得靠内部自觉。那么我讲什么？我现在讲的是外部促进，我想讲的就是一个观点，就是民间的这个独立的机构的评估，要建立这样一项制度，这项制度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外部促进制度，它可以促进非公募基金会形成自律机制，这个首先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就是咱们这个自律公约里面非常明确有一条，你要接受自律公约，那你首先就要接受独立机构的评估，你要披露你的所有的信息。我认为这一条恰恰是在目前阶段推动我们这些非公募基金会，还缺乏自觉的非公募基金会走向自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促进制度，我今天就讲这么一个观点。

实际上非公募基金会应该比公募基金会更懂得自律，刚才商老师讲的都还是公募基金会。那么非公募基金会为什么应该更懂自律？这个是需要讨论和分析的。

第一条就是使命，我们大家知道NGO的使命和企业不一样，它为了使命要寻求最佳方案和行动，要实现使命的最大化。非公募基金会或者我们叫私人基金会，我觉得私募还是不妥当，还是用刘处长的这个话，私人基金会。实际上这个私人基金会的使命是高于一般公募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在美国我还记得，就是1995年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向老，他是扶贫基金会的会长，那是全国第一次的基金会代表团，向老后来就总结出来，我后来把这个事情当故事讲，他说我到美国15天弄懂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些扶贫基金会原来不是基金会，我们是美国的公众筹款组织，我们的这些基金会叫做有基没金，基是一个受攻击，不是金鸡母，这个鸡是下不了蛋的。然后他说我搞明白了，原来真正的基金会是不用筹款的，他们就是私人基金会。那么这些基金会他们的使命是什么？比如说卡内基基金会，这是20世纪初年，一九零几年卡内基基金会定出来的使命叫做增进和推广，知识与理解。然后1911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定的使命是促进全球的人类幸福，他们的使命定在人类的未来，他暗示着一种改变和进步的态度，这样的使命大家说，它是不是不仅高于公众筹款组织？一般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甚至高于政府。政府是四年一换的在美国，他是在想引导人类走向理想社会。那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正是因为这个基金会不需要依赖他人筹款，他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资金能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所以他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他认为是能够符合他理想的目标。

昨天我们听到比尔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叶雷先生，他讲到，他是深入浅出地讲的，他说我们是关注上游，关注长期目标，我们是科技和倡导作为使命。再比如说像北京光华基金会，他提出来是帮助人在尊严中发展，激发人在发展中奉献。再比如说南都基金会，他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这样的这些使命都是大使命，这样的大使命你们说是不是它高于一般的某一个局限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使命你有这种崇高使命的人，你难道不应该自觉地去自律吗？因为你达到的目标是这么样地高尚。

第二个就是关于结构，现代基金会和传统的慈善信托的基金最大的不同是它有类似于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传统的慈善是什么？在西方的传统慈善是信托，这个信托它实际上是对着个人的，它是救助贫困的个体或者对某一个人可能拥有的受众、土地和财产作出规定的，它并不是为了增加穷人的自助能力，所以信托制度侧重在对受托个人的严格限制，它并不适合于集体性质存在的受托人，这个道理是我在1999年的时候搞明白的，又一次去了美国，那是福特基金会支持的。

我就和一个律师讨论，我说我们现在中国大家都拼命地讲信托，认为信托是一个好制度，他说你搞错了，信托在百年前是，但是美国基金会这个新的制度诞生以后，信托正好是对信托制度的一种补充甚至是反证，所以说现代的基金会制度是从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基金会制度开始，然后推广到全国的。美国基金会的这个制度跟信托制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是批发式的捐赠，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零售式的，给每一个个体的捐赠，既然是批发式的捐赠，既然一批发就是一个集体性质的，那么怎么样呢？它就必须在分配资金的同时改善受助机构的管理，他这两个目标要连在一起，所以说这种批发式的捐赠走向的最后是公司型的现代治理结构，就是董事会制，也就是后来改成的，这实际上是用董事会制，叫做理事会制。那么它同时兼有一个就是私人性，一个是公共性，我们不要认为私人性有什么不对，中国人对私人性的概念总有一种贬义，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这个私人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捐赠的财产给谁呢？由谁来支配呢？那么好用这个基金会来支配，这个基金会只要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就可以按照这个目标去支配。那么这一点跟捐赠者把财产拿出来的意愿是要相符合的。

刚才我听到有一位学者讲到，这个意思是说非公募基金会应该把这个捐赠者排除在外，这个捐赠者素质不高，我以为这里头是有问题的。真正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者，也许他的文化水平，尤其是在中国可能连初中都不到，可能是小学，但是他所确立的这样一个目标是要超越自己的这个目标，当然我讲的是属于正派的，不属于利用基金会来为非作歹的。那么要承认他的私人化的意愿。但是同时因为基金会会长存，那么随着环境的改变，他会有一种制度，当环境改变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捐赠的意向，是可以由理事会来作出更正的，有这么多代，不管是洛克菲勒还是福特，都是经过了，当然福特最后转变了，洛克菲勒它还是一个家族型的，经过了多少代？五代。他的这个每一届的理事会都可以根据一个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调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公共性，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样的一个法人治理结构，是可以把私人性和公共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的，那么这样的结构你能说它没有一种自觉地自律吗？

第三就是范围，只要大规模地非公募，我现在习惯做非公募基金会，等一下我还要批评这一点，实际上大规模的私人基金会，他们的慈善的业务范围实际上是在国际水平，从来不是像我们民政部有关法规所规定的，他只能在某一个地域，不是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国际水平不限制在什么城市或者地区，这是什么呢？这是推进慈善事业的一种新的态度。这样的一种范围难道不能激励他自己自觉地自律吗。

第三就是受众主体，它的主体刚才我讲了它不是个人，它是机构、是团体，是机构和团体就有利于消除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讲，也是他应该最懂得自律的，懂得自律是源于非公募基金会的体制框架和公募组织，和公募我们叫做基金会，在美国叫做公众筹款机构，是不一样的，他的使命、他的结构、他的范围、他的受众主体都是不同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并不是最懂得自律。那么这里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了，应该说首先我还得先肯定，因为1995年的时候我和向老一起出国的时候，我们回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目标，什么时候美国这类私人基金会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什么时候这些基金会在中国能够正式登记注册，中国的慈善事业就有了领头羊，就有希望了。2004年就公布了新的基金会条例，已经可以登记注册了，但我们没有想到今天，在2009年，也就是我们到美国考察后的15年，能够开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非公募基金会的论坛，所以首先应该说，就这一点来讲，中国进步了，这个进步的速度是够快的了。但是目前非公募基金会并不那么懂得自律，大多数的非公募基金会我可以说，不像徐永光那样懂得自律。原因是什么？

理论上的原因我不说了，我只说体制上的原因，体制和制度是决定机制的，首先非公募基金会的这个法规、这个注册的条例，我认为是一个大杂烩，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制度，例如说国营企业。非公募基金会的概念应该是私人基金会，国营企业拿着国家的财产，而且我自己就受过一些国营企业的邀请，参加过这个国营企业为自己建立一个所谓非公募基金会的讨论会。我就发现他和我刚才所讲的那四个方面简直十万八千里，根本不搭界，他采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把自己的钱装进去而已，换了一个方式，全部的这个领导、这个组织甚至批准项目，统统的还是原来的那一套。所以如果非公募基金会是这样的一种大杂烩的话，怎么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自律制度，这也是徐永光讲的，说他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人很多，不高兴的是有相当的一些非公募基金会，而且是大牌的、资源很多的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