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最大贫民窟：孟买的达拉维之痒

印度的贫民窟

印度的贫民窟

印度的贫民窟

排名世界第二大、亚洲最大的贫民窟，0.4公顷的土地上挤满近两万人，上千人共用一个厕所。

孟买梦想成为上海，而贫民窟就像“城市之痒”，不仅有损市容，还直接威胁城市的稳定和安全。

达拉维可算是“地狱”，你花费区区6美元就能体验一把从“天堂”到“地狱”的真实转换。

飞机不时在头顶掠过，铁路穿过这片区域，火车、汽车的笛声轮番惊醒沉睡的婴孩；羊肠小道构成不规则的纹理，外来人漫步其中，宛如迷宫探险，而赤脚的小孩儿总能游刃有余穿梭其中，找到回家的路……这里，就是垃圾的涅磐地。然而，在印度孟买人的字典里，却没有“垃圾”二字，因为坏了的玩具都能变成仿制的芭比娃娃；每一个硬纸盒、每一个油桶都能不断“重生”……这其实是印度的商业之都孟买的中心地带，一个叫做达拉维的“城中村”，是仅次于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排名世界第二大、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在近2 平方公里的区域，居住着100万人。

虽是贫民窟，却走出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走进了柯达剧院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一举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现在，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了达拉维。

复杂的人口来源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并不是第一部以贫民窟作为拍摄背景的电影，再发达的国家都有贫民窟这种尴尬的区域……它们是城市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达拉维的常住居民，大多都在这里扎根三代以上，并认为是他们建造了达拉维。

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这片土地还是红树林沼泽，很多渔民定居于此。后来，沼泽逐渐被椰子叶、腐烂的鱼尸体以及垃圾填满，渔民离开这里，为另外的人占据这里腾出了空间。从古吉拉特邦来的库哈斯人（Kumbhars）把这里变成陶工聚居地；来自南方的泰米尔人（Tamils）开始了制革业；涌来的北方邦人 Uttar Pradesh在逐渐繁荣起来的纺织工厂里工作……其结果是造成达拉维人口来源的多样性，与孟买这座以多样化著称的印度城市成为绝配。

0.4公顷的土地上挤满18000人

贫民窟顺理成章地和肮脏、缺水少电划上等号，达拉维也不例外。

妇女们通常在一潭死水的池子里洗衣服，如果需要饮用水，则要步行2公里去“黑市”买水。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部分是黑社会，他们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甚至控制了供水供电，他们还与政客勾结，使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安装了水龙头的居民尽管幸运得多，遗憾的是这里的水每天限时供应。早上醒来，打开水龙头，“哗啦啦”的流水声伴随着虔诚的歌唱，他们开始洗漱，新的一天由此开始。

这里的早晨是繁忙的，而在此居住了35年的米拉•辛格则显得相对悠闲。她把房间的一部分日租给家具工人，15人共有的家在早上突然变得空荡荡的。几年前，像每个定居在达拉维的人一样，米拉一家坐在电视机前，目睹本土歌星Abhijit Sawant赢得印度明星竞赛第一名。现在，米拉可以选择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节目内容一般都是瑜伽大师演示如何防衰老的技巧等等。当然，她20多岁的儿子阿米特并不相信这个，和其他有野心的年轻人一样，他并不以作为牛仔裤缝纫工人的舅舅为人生目标。阿米特的大伯作为刹帝利（仅次于婆罗门的印度第二大种姓）成员，曾是地主，服务于英国。印度独立后，他被剥夺特权，于是举家迁往孟买。当时阿米特的父亲在一家纺织厂工作，1970年代因破产而被迫安居在达拉维。

贫民窟的主旋律无疑是贫穷。在达拉维，每0.4公顷的土地上就挤满18000人，通常是15人分享只有28平方米大的房子，不可计数的老鼠随处可见，从高处俯瞰达拉维，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常年臭气熏天的垃圾场。

这里的房屋多为上下两层，层高不及1.5米，至于公共卫生设施，截止2006年11月， 1440人还在共用一个厕所，其景象难以想象。当地有一条玛新河（Mahim Creek），人们在里面拉屎拉尿。20年前，奈哥玛•希尔比利安得拉邦迁徙至此，现在和残废的父亲以及另外13个亲戚挤在两间面积14平方米的房间。每天清晨，当希尔比利蹲在玛新河边上厕所时，尽管是尴尬的，但她仅是达拉维众多妇女尴尬的缩影。

贫民窟里的富翁们

对于生在这片贫民窟的人来说，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出生，那就得努力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阿米特便是这样一个对人生具有远大规划的年轻人。他的工作涉猎很广，如肥皂粉销售、房地产、职业介绍所，甚至杀虫剂公司。排在阿米特日程表上的当然还有《贾西特时报》——一份被设想成将有效推动基层民主的小报。而在母亲米拉看来，儿子的行为过于理想主义。

相对于阿米特，30多岁的夏克•莫宾则要务实得多。凭借从祖父辈传下来的塑料回收事业，他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富人。夏克从出生开始就一直住在达拉维，却从不认为自己是贫民窟的居民，因为他和家人住在房间铺有大理石地板的钻石公寓。在他看来，贫民窟的存在是因为政府没能力为中产阶级创造合适的居所，其实很多住在达拉维的人已经努力赚够了钱，他们买得起任何品质尊贵的房子。

在达拉维，陶瓷业、制革业、纺织业和废品回收算是四大主力产业，支撑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最为常见，这片区域大约设有5000 个“一间房工厂”以及数以百计的家庭棉纺厂。

陶工被看作是达拉维的灵魂，他们的特殊地位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此定居时间最长，还因为他们在创造新的东西。像袒克•洛其霍德•赛维戴斯，自己修建的房子和制陶作坊就有280平方米，现在和两个兄弟共同分享。赛维戴斯家族从事制陶业已经好几代了，虽然袒克曾经也幻想过成为律师，但因为1986年父亲去世，作为长子，他需要继承父业。现在，袒克并没有后悔他的选择，看着亲手制作的陶器，还是颇有一番成就感。唯一使袒克担心的是库哈斯族人在达拉维的将来。库哈斯人以陶工身份在达拉维起家，而现在的年轻人大都经商，或者成为计算机专家，留下来的也没有碰过制陶机器。

如果想在印度追求美国梦……

达拉维地处孟买中心地带，毗邻孟买国际展览中心和孟买国际机场，附近有两条主要铁路经过。地理位置的优越让这里成为孟买房地产开发商们最眼红的地段。有当地开发商初步估计，这块黄金地皮价值100 亿美元。

于是，各路人试图以各种理由将其占为己有，尽管有的是打着“可持续发展的、主流的、没有贫民窟的达拉维”口号。

对于孟买梦想成为上海，所以贫民窟就像是“城市之痒”，不仅有损市容，而且直接威胁着城市的稳定和安全。加之贫民窟的居民收入普遍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贫民窟就成了滋生各种社会问题的“温床”。早在1995年，印度政府就制定了一个5年内改造孟买90万户贫民窟“住房”的计划，但5年过去了，一共才完成6000户的改造。几年前，印度政府又实施了一项名为“尼赫鲁城市更新任务”的城市改造工程，旨在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特别是针对贫民窟居民。

然而，对达拉维贫民窟的任何一项改造措施都注定以失败告终。达拉维处处都是发展失败的“纪念碑”。在达拉维 Cross 路附近，一些居民已经在一个没完工的建筑里住了8 年，没有水电，只得靠着附近的水电黑市过活，只因他们当年听信了发展商的话，让人推倒了自己的房子。

这里也纠缠了太多的历史和个人情感，虽然破败不堪，但这却是他们生活多年并有感情的家，他们习惯了贫民窟的生活，不少人在这里开展了自己的事业，如废品回收等。这里的人都勤奋工作，自力更生，如果真的想在印度追求一个“美国梦”，那这里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当然，他们也担心一旦改变家庭作坊式的生活方式，就会失去生计。

夏克•莫宾无疑是支持改造达拉维的，他也认为改变是必须的。像他所从事的废品回收，污染严重，本就不应该存在于城市中心，他已经计划把工厂迁到北部郊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任何人以任何目的毁掉他的出生地。

6美元体验“天堂”和“地狱”间的转换

那些试图以任何理由改造达拉维贫民窟的人，想要获取的无非是长期的、巨额的商业利润，而一些具有创意的人则开发出达拉维“贫民窟旅游”这一新鲜旅游品种。其实，贫民窟旅游最早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真相”猎奇式的窥探，也即有点到贫民窟晒幸福的意味。

相对于贫民窟林立的里约，孟买的贫民窟旅游起步较晚。英国背包客克里斯托佛•韦因在里约的一次贫民窟旅游中得到启发，觉得相同的模式可以在孟买推广。于是在2006年1月，他和孟买当地人克里希纳•普贾里合办了“真实旅游”公司，主营项目就是达拉维贫民窟一日游。对于那些生活在“天堂”的人来说，达拉维可算是“地狱”，而“真实旅游”则可以使你花费区区6美元就能体验一把“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真实转换。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上映后，来达拉维旅游的人更是增长了4成以上。

然而，贫民窟旅游这一生财之道也引来不少非议，原因在于它把贫民窟的生活当成第三世界的样板，贩卖给来自第一世界的人观摩，由此赚黑心钱。这样充满好奇心的游客很可能影响到当地人的正常生活。为此，“真实旅游”公司是这样做的：每团人数限制5人以内，并承诺将所得利润的80%捐赠给慈善机构。

值得西方社会学习的城市化模板？

“相比西方建筑，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面的贫民住宅区，则是为发展中国家急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安身之所的一个更好的模板。” 2009年2 月8 日，由王子建筑环境基金会组织，在圣•詹姆斯宫召开的会议上，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如此认为。

查尔斯王子曾在2003 年访问过达拉维，他认为，这种居住方式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这些聚居地的建筑使用当地原料，公共空间布局便于行走，区内劳动力雇佣方式很灵活。“如果能在达拉维的传统居住形式上进行改造，这会比现在广泛影响我们生活的冷酷无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持久和可靠。”

查尔斯王子的讲话可以看作是对发达西方社会向发展中国家推销高楼大厦计划的自省的批评。他警告说，全球高速发展的城市人口，如今的增速是50%，到2050年可达70%。只有通过地方性的城市规划，而非“全球化的单一文化”，才可能在不给自然和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获得社会的持续发展。他说，“我坚信西方社会需要从各地学习很多东西，有时候，物质贫乏的地区在居住方式和社区组织方面有更为丰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