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第二部分第二章
本书简介：建国以来，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人民日报社社论历来都是起着风向标和晴雨表的作用，每一篇社论都首先为各类重大政治活动和政治运动定性划界，或高奏凯歌，或吹起冲锋号，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它深刻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甚至改变了许多个人的一生。而把这些社论串联起来，不啻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共和国的真实景象及其各种运动的背景，也为后代读者提供了了解历史的真实文本。
范荣康先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许多重大社论都是由他起草的，他经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要事件的幕前幕后，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述者。
本书内容包括范荣康先生的口述、当年人民日报的社论及整个社会对社论的反应，还有作者袁晞先生对那一时期的历史感受和今天的反思。
在举国同庆建国60周年的时候，可以说，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为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阅读文本。
大炼钢铁放“卫星”
范荣康口述
1958年8月17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一般称这次会议为“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会议把1958年钢产量的指标翻了一番，年初定的是500多万吨，此时已过了半年多，指标却翻了番。毛泽东这时的雄心是，不仅要超过英国，还要同苏联，美国竞赛，他在这次会议上就说过：“苏联将变成两个美国，中国将变成四个美国。”
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配合宣传会议精神的文章，其中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刘西瑞写的一封信，题为《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北戴河会议后，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开全国电话会议，贯彻大跃进精神，报社一般是派报社负责工业报道的聂眉初同志去听会，我记得她说会议多是彭真和薄一波主持，总书记邓小平有时也参加。聂眉初传达的也多半是彭真和薄一波的讲话。
全国的“大跃进”也越搞越热火，9月16日的新闻说，9月15日这一天里，河南全省的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3.92吨，其中禹县、鲁山、宝丰、临汝、信阳、登封、商城、博爱等八个县的日产量都在千吨以上。领导指示我要写一篇社论表示祝贺。对这些数字我有些疑问，河南地方大，去调查也很难搞清，我没有去河南而是打电话给冶金部生产技术司，问一天产万吨有没有可能，质量合不合格，并问生产这么多铁要多大的炉子、要多少个，还问了怎么运输、怎么计量等问题。冶金部的同志回答说，小高炉生产铁不难，炉子多，干的人多就产量高；含硫高的熟铁、可以炼钢，含硫低的可做一般农具；至于产量嘛可以估计，用运输车辆、炉膛大小都可以估算出来。听了冶金部同志的回答，我心里有了底，认为数字不会有假，就动笔写了社论，题为《祝河南大捷》，9月17日发表。我在社论中写道：“‘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虽是老生常谈，但那时却是普遍真理。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奇迹。”这类的话后来在新闻中用得很多。
一个多月后，广西又创造了高产纪录，我又写了《祝广西大捷》和《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祝广西大捷》两篇社论，于10月18日和20日发表。前一篇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的心向着祖国南疆的广西的同志们。那里，有两颗‘大卫星’腾空而起：一是10月15日环江县产了63000多吨生铁；一是10月14日忻城县采了67万多吨煤炭。”后一篇说：“鹿寨县在柳江、融安、石龙等县和大苗山苗族自治县的支援下，放出了日产生铁20多万吨的‘特大卫星’。”
这一年的10月14日至11月14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两个月来，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绩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
为了感受大跃进的火热生活，1958年秋季的一天，聂眉初带着我们搞工业报道的全体同志到河北省徐水县去了一天。徐水县是毛泽东肯定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我记得那天在徐水农村吃的是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饭”，主食是煮土豆，菜是炒土豆丝，虽然是不算好的一顿“土豆餐”，但大家觉得共产主义要实现了，情绪都很高，傍晚从乡村到火车站的路上，我们边走边唱，唱了一路抗日战争时的进步歌曲。乘火车回北京途中，沿途灯火辉煌，到处是土高炉在连夜炼铁，我们都很兴奋。后来我在1959年元旦社论用了“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灯火辉煌”这样的句子，不久以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把这句话用在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中，使之流传更广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后来成了很多人写文章的惯用语。
社论原文(删节)
回望历史
毛泽东时代很多中国人名字是和政治连在一起的，一听名字就大致能知道是哪几年出生的，如1950年至1953年之间出生的人因朝鲜战争叫“抗美”、“援朝”；1954年出生的人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名字里有“宪”、“法”二字的不在少数；1966年前后出生的人因文化大革命叫“文革”、“红卫”……同样，一些1957年和1958年出生的人因苏联卫星和中国的高产卫星而取名“卫星”。我的熟人有两位叫“卫星”的，某一天两位“卫星”在某一场合相聚，同名朋友互问年龄后，1957年生的那位“卫星”对小他一岁的另一“卫星”说：“你是假卫星，我才是真卫星。”另一位说：“当年爹妈受蒙蔽不知真假，奈何。”众知情者一笑。
幻想农业高产是毛泽东早已有之的想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加上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农业远景，认为应加快发展。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七十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粮、棉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一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达80%；棉花为一亿担，更是超过一倍多。按毛泽东当时的话说：现在我对农业有信心有办法搞上去了，已有出路了；工业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劲，我要用农业“压迫”工业。他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他认为，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1958年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敢吹牛的年代，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罕见。而吹毛泽东最操心的粮食和钢铁产量增长，最得领袖欢心，中国自古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比如大跃进的明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身为一省之一把手，管着几千万老百姓，这年4月1日他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河南一年就能实现三年规划，全省一年能实现绿化，一年彻底彻底消灭四害，一年实现粮食产量四、五、八。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四、五、八”是个陌生的概念，而现在四十岁以上、且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这可是一个人人知道的目标、天天喊的口号。这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在十二年内所要达到的指标，即：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八百斤，简称“四、五、八”。
毛泽东亲笔修改了这一纲要，并自己动笔写了《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
纲要并没有充分考虑同一大区域中不同小区域的具体情况，同是北方的吉林省和甘肃省粮食产量相差很多，同是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贵州省与江苏省、广东省差远了，亩产量八百斤的指标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富裕的地方相对容易（有的地方订指标时就达到了），可对有的地方这一指标比登天还难，这一指标曾让亿万农民脸朝黄土、背对青天干了一个又一个三百六十五天，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实现。直到现在，甘肃、宁夏也还有许多地方粮食亩产量不足四百斤。
吴芝圃管的河南省在黄河两岸，按“纲要”规定1967年实现的粮食亩产量是四五百斤，吴芝圃1958年一年就想亩产八百斤，真是吹牛皮不负责任，不要说1958年，就是到1967年也没有实现。再看看树木稀疏的河南大地，从吴芝圃任第一书记至今，大河变成了细流、小河变成了干沟，不知道哪天能实现全省绿化。
那时候，黄河以北地区农村的口号是“跨黄河、过长江”，即吴芝圃一年想实现的粮食亩产量五百斤和八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类似的口号是几年“过长江”，即达到亩产八百斤。
我上世纪七十年代下乡插队的四川北部的广元一带，刚刚在秦岭以南，跟四川全省一样，“纲要”的指标是八百斤。而紧邻的陕南指标就是四百斤，自然条件基本相同，产量要求比广元少一半。亩产八百斤对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平原可以实现，对川北一带实在是太难，一年一季麦子、一季玉米的山区，两季加在一起亩产也不过四百斤左右，要是遇上水旱灾害更是颗粒无收，不要说“纲要” 规定要达标的1967年，就是一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也没有实现，倒是1979年邓小平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以后，有的地方和人家才过了“长江”，不过邓小平时代“过长江”一类口号早已过时了。
再举一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六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这位科学家不仅肯定了已经放了的“高产卫星”，还论证可以有比现有“高产卫星”高二十倍的产量。据
《人民日报》编者按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刘西瑞的文章写道：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
这是文章中精彩的几段。
当年高产风刮得最厉害的当属《人民日报》，刘少奇曾说：“当时有报纸比没有报纸还坏。”刘少奇所说的“报纸”我想首先是《人民日报》。
摘几段《人民日报》鼓吹放农业“高产卫星”的社论，看看刘少奇说的报纸有多坏，看看浮夸虚假的新闻对国家的危害。
我国今年夏季农业收成的公报发表了。在这个公报里，我们首先看到这样几个数目字：夏收粮食总产量一千零一十亿斤，超过去年夏收粮食总产量四百一十三亿斤，增长了69％。其中夏收主要作物冬小麦总产量六百八十九亿斤，超过去年的总产量二百七十九亿斤，增长了68％。这是几个不平常的数目字。它们说明了什么呢？它们说明，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这是我国全体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贡献。一切认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
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我国小麦增产速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这里，我们就来同自称为“小麦王国”的美国比一比。1949年，我国小麦总产量只有美国小麦总产量的44％，时间仅仅过了几年，我们不仅赶上了它，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它。可以肯定地说，以后将会永远超过它。大家可还记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到两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吗？在“白皮书”的序言上面，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太多，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能过日子。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吃过美国一星星面粉，日子却特别过得好，今后还会越过越好。
我们知道，人是生产力中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冬春扩大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积肥三千亿担，大规模的农具改革运动等等旷古未有的奇迹，都是人造出来的，都是人作成功的。
夏季生产大跃进的伟大胜利，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争取今年秋季生产大跃进的信心。既然一向被认为“低产作物”的小麦都能以71％的速度跃进，那么高产作物的水稻、玉米，甘薯为什么不能更加大量地增产呢？棉花的产量为什么不能跃进呢？我们要乘胜猛进，毫不懈怠。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人口多是‘不堪重负的压力’，我们要用更多的事实告诉他们，人口多，生产粮食更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摘自《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1958年7月23日社论）
我们已经取得了1958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第一个胜利。夏季作物的总产量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亿斤，比1957年夏季作物的总产量增产69％以上，比1956和1957两年的增产总量还要多二百多亿斤。在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上，什么朝代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奇迹呢？在世界的农业发展史上，有哪个国家曾经出现过69％的增长速度呢？现在，全国人民正在自豪地庆祝夏季丰收的伟大胜利。我们应该自豪，因为我们创造了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奇迹。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中国农民，不仅能够作出人类已经作到的任何事情，而且能够作出前人从来没有作出的事情。但是，以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自己理想的中国人民，从来不在已经获得的成绩面前沾沾自喜，停步不前，这些已经获得的胜利无论多么伟大，同我们奋斗的目标比较起来，总是渺小的，我们总是把已经获得的胜利作为争取更大胜利的阶梯，作为更大胜利的开始。夏收的伟大胜利是空前的，但它绝不是绝后的；庆祝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一定要更加努力争取秋季更大的丰收，在我国，大秋作物的播种面积占全年播种总面积的70％以上，因此，争取今年秋季作物的更大丰收，就有了更加巨大的意义。只有大秋作物的丰收，我们才算取得全年的丰收。
在我国，小麦、油菜以及其他夏季作物，一般认为是低产作物。我们既然能够使小麦、油菜等得以69％的速度增长，变为高产作物，当然也一定能够使素来就是高产作物的水稻、高粱、红薯以及一切大秋作物以更快更高的速度增长。
要取得秋季作物的大丰收，要取得比夏季作物产量的增长速度还要高的速度，绝不是像‘观潮派’所说的只是一种主观愿望。我们有一切条件和可能。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就能够把可能性变为现实，就能够使我国的秋季作物获得更大的丰收。
如果说在争取夏季作物丰收的斗争中，人们还不敢设想产量能够百分之十几、几十地增长，还不敢设想一亩麦子能产二千斤（更不要说五千斤、七千斤了）。那么，现在在低产作物的小麦能够亩产七千多斤的事实面前，保守思想已经彻底地被打破了。广大农民在总结夏季丰收的经验时说：“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没有万斤的指标，就没有万斤的措施”。既然广大的干部和农民群众有决心使大秋作物“亩产万斤”，那就一定能够“亩产万斤”。既然广大农民决心使大秋作物像夏季作物一样的速度和更高的速度增产，那就一定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增产。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我们几千年，可是经过去冬今春的大跃进，特别是经过争取小麦丰收同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斗争，人们不但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同自然灾害斗争的经验，而且牢固地树立起了“人定胜天”的思想。
——摘自《今年秋季大丰收一定要实现》（
从半夜起，公社的一百多个食堂就热闹起来了。厨师们忙着杀猪，到塘里捉鱼，有的到菜园里摘菜。全社大办喜筵，庆祝佳节，庆祝丰收。案桌上摆满了猪肉和活鱼，院子里一堆堆茭白、扁豆、丝瓜和韭菜。享受“五保”的老妈妈、老爷爷们主动跑去帮忙拣菜，笑呵呵地围坐在一起，畅谈今年的丰收和公社成立后吃饭不要钱的新鲜事。
马镇人民公社在江苏省江阴县，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六百五十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有了丰足的粮食，全社在国庆前几天已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不限量的制度。不分男女老少，国庆这天平均每人还有四两肉、半斤鱼，全部由公社开支，举行大会餐。
在第三工区九队的食堂里，贫农尹积福一家和全队一百多个人在一起会餐。尹积福今年六十二岁了，子女小，劳力不强。他过去吃饭很“当心”，老是不敢吃足，怕吃过头要超支；解放前更是有一顿没一顿，终年为肚子发愁。在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心里才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全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佛国了，共产主义才沾了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从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回家过节的工人，也参加了公社食堂的会餐。他们都为家乡飞跃的发展感到兴奋。上海正泰橡胶厂女工曾金妹说，农村已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走在城市前面了，我们也要往前赶，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摘自《吃饭不要钱以后……》（
8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几行标题是：
六亿人民的冲天干劲把一切保守思想一扫而光
上半年工农业大跃进创造了惊人奇迹
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4％粮食比去年增产八百四十亿斤
新建三十多万个地方工业单位四百四十四县基本上消灭文盲
再看看1958年《人民日报》上的农业“高产卫星”吧，更能证实刘少奇说大跃进时报纸起了坏作用是有道理的。
水稻亩产前几名是：
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130434斤，9月18日（刊登日期，下同）；
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82525斤，9月18日；
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60437，9月5日；
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52599斤，9月1日；
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43869斤，8月30日。
小麦亩产前几名是：
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8585斤，
河南西平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7320斤，
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7201斤，
河南邓县都司乡岁营农业社小流河生产队，
写广西环江创水稻第一名的消息说：“本报讯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成功地运用了高度并禾密植方法，获得中稻平均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高产新纪录。这块高产田面积一亩零七厘五，黑壤土，二等田，共收干谷一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
此后《人民日报》发表丁山写的文章《小麦还能大增产》论证说：
今年冬小麦总产量达到六百八十九亿斤，比去年增长68％，并且放出了亩产七千多斤的大“卫星”，刷新了世界小麦高额丰产纪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鼓舞着人们乘胜前进，继续争取水稻、玉米、谷子等各种农作物更大的丰收。但是，小麦明年还能不能继续大幅度增产？人们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
……
我们对于今年小麦所创造出来的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增长的成绩，当然应该高兴，而且应该大大高兴，但是这绝不能有丝毫自满。自满就会阻碍我们继续前进；何况已经取得的这些成绩又怎能让我们满足呢？不信，请看事实吧！今年小麦总产量虽然比去年增加68％，可是平均亩产量不过一百八十三斤，这难道能不嫌它太低吗？再说，全国虽然出现了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六百斤的高产县，可是也还有平均亩产二十五斤的低产县啊！这又怎能沾沾自喜呢？还有，亩产七千斤的高额丰产纪录，在今天看来确实惊天动地，振奋人心，可是对于思想解放了的中国农民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现在不是正在准备放射小麦亩产一万、一万五、二万……的更大型的“卫星”吗！
说今年地力已经用尽了，这不是事实。今年小麦增产极不平衡的现象，就表明增产潜力还很大。许多人都认为今年小麦是“头重，脚轻，根底浅”。这意思是说，去年种麦时深耕、底肥和密植都不够要求，大丰收是靠加强田间管理得来的。如果我们今年能克服这些缺点，使所有的低产田变成高产田，低产县变成高产县，那么全国小麦的总产量就不是六百多亿斤，而是比它大得多的数字了。
也许还有人说，低产地区增产潜力的确很大，高产地区地力用尽了，增产有困难。这也不是事实。沈湾乡的农民敢把小麦亩产量由一千斤提到二千斤，就是一个有力的回答。如果认为一个社的范围太小，那就请看高产县的情况吧！河南偃师县今年小麦平均亩产五百七十一斤，从今年的生产水平来看，这不能算低。据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研究，如果今年麦地深翻一尺以上，每亩播种量增加到二十五斤，底肥三万斤，明年小麦产量翻一番肯定有把握。
这个估计完全有道理。因为农作物生产水平的高或低，决定于人们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水平，而人们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来自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随着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生产水平必然不断提高。今年，我们有了培育小麦亩产七千斤的小面积丰产经验，有了全县平均亩产六百斤以上的大面积丰产经验，有了全国总产量增长68％的经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明年小麦生产一定能够继续大幅度增长，一定能够创造出更高的亩产新纪录！
1958年《人民日报》各行各业的“高产”数字很多，一个赛一个“高产”，一个比一个离奇。上面例举的仅仅是水稻和小麦“最高产”的几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数字多么荒堂，用不着多加评说。
而毛泽东当时对些数字是肯定的。《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1958年8月9日视察山东历城农村的消息（8月13日见报）中有：“这里的水稻生长得很好。毛主席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毛泽东还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并自问自答说：“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范荣康是人民日报社跑工交口的记者，写的社论是工业方面的事，《祝河南大捷》等几篇社论写的是大炼钢铁的“高产卫星”。那会儿农业“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放，工业也不能落后，也就是毛泽东说的“用农业‘压迫’工业”的成果，是“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
农业“高产卫星”多是在农村，大炼钢铁则是影响了全国城乡，所以很多人一提“大跃进”就想到“大炼钢铁”。
大炼钢铁的发起人应该是毛泽东，早在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
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吨钢，再过五年，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以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这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从这些讲话中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钢有多么重要，他把钢作为一个国家工业发达与否的标志，甚至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标志。
大跃进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回忆报社的情况与范荣康所说差不多，胡绩伟回忆说：“那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经常跟随毛泽东去外地开会。在北京时，他也主要是参加中央会议和进行一些同中央各部商议的大事。他的任务是‘得风气之先’，为宣传出大主意和主持重要评论、理论文章的写作和定稿。我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对报纸的工作实行的是‘遥控指挥’，比如他听到毛主席的讲话有了什么新精神，马上就在电话上布置任务。我紧跟着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记者、编辑赶快采写。当时的工商部负责人聂眉初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不管是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同志一个长途电话打来，传来新精神，往往第二天短评就见报。《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积极的平衡》等短评，就是这样出世的。’”
范荣康撰写的几篇社论中的钢铁卫星相当“惊人”。
——在9月15日这一天里，河南全省的土高炉日产生铁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三点九二吨。其中禹县、鲁山、宝丰、临汝、信阳、登封、商城、博爱等八个县的日产量都在千吨以上。禹县又以日产四千三百九十六吨生铁的最高纪录，走在最前面。
——今天，我们的心向着祖国南疆的广西的同志们。那里，有两颗“大卫星”腾空而起：一是
——今天却又从广西传来了新的捷报：鹿寨县在柳江、融安、石龙等县和大苗山苗族自治县的支援下，放出了日产生铁二十万多吨的“特大卫星”。这是广西人民的又一胜利，是党的群众运动的又一胜利。
1958年4月，毛泽东曾批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讲话十五年后的1972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钢产量和整个国民经济大大落后于英国，更别说人均钢产量和人均收入了。赶上美国则更加遥远，据统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4400万个家庭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和1.43亿个收音机，有3100万个家庭有自己的住房，中国想赶上根本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还有，那时中国与苏联也早已不是一个阵营了。
《赫鲁晓夫回忆录》有一段关于中国大炼钢铁的有趣有记载：“我听人说，就连孙中
据报道，7月份共有三万多个高炉，8月份就增加到十七万多个，到了10月份公布的数字又增加到六十万个。
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1959年他做过统计，大跃进“一股风建成了200万个土高炉”。据统计，1958年7月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已有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增至5000万人，10月底增至6000万，年底达到9000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一亿。范荣康在《祝广西大捷》写的广西“全区有三百多万人开赴钢铁前线，有些县城变成‘空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到矿山和炉边战斗去了。”就是一例。
范荣康回忆说他和同事们参观了徐水。“徐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大跃进史的重要篇章，是中国历史不该忽略的一页。
河北省的徐水县历史上是个多水旱灾害的穷地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人口31万、土地79万亩，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200斤，1958年在中共县委书记张国忠的领导下一时间成了大跃进的典型，全县打破地界，组成了军事组织似的93个团，下属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上下工要列队，按口令行动。所有老人都进了幸福院，小孩都进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全县225639名社员在1693个公共食堂吃饭。公共食堂是县委所认定的“共产主义的萌芽”。
得知毛泽东要来视察，县委做了充分准备，大部分人和车辆都集中在毛泽东经过的地方，路边的庄稼不准有一根杂草，还要求有人就必须有红旗。
毛泽东1958年8月4日来到徐水。
《人民日报》登载的毛泽东视察的消息很有时代特色。下面是消息的头两段：
新华社天津10日电毛主席在8月上旬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安国和定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等随同毛主席进行视察。
毛主席在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农业社的粮食加工厂和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接着又在社干部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个农业社的幼儿园和供养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的“幸福院”。在“幸福院”里，毛主席同老人们亲切地握手致意。毛主席还视察了这个农业社的食堂，并且到田间视察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回到县里，毛主席又看了县办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毛主席对徐水县人民的干劲表示满意。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问张国忠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毛主席指示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又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作家康濯作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写了特写《毛主席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登在《人民日报》上。特写长达五千多字，更是史家不能略去的大跃进史料，很值得一读。下面摘几个片断：
这是徐水人民幸福的一天。
下午四点半钟，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首先到了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毛主席精力充沛，满脸红光，宽阔的前额在雨后刚晴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毛主席穿着灰裤子，白衬衫。一到大寺各庄，就大步跨进社里的俱乐部。俱乐部里满墙光彩夺目的各种奖旗，立即引起了主席的注意。他沿着北墙，看了几面奖旗，并且问了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然后，在长桌旁边坐下来。村妇联主任和共青团支书给主席倒茶，主席连忙欠起身子，笑着说道：“谢谢！谢谢！”主席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詹登科，社里的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现在，又让写了写他们的名字，并把每个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头来问他们：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主席亲切而很有风趣地笑着，一边就站了起来，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这时候，阳光灿烂，四外一片安静。毛主席来了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村，人们是多么想着跑来看看毛主席啊！可是，不少的人活儿正紧，都丢不开手。于是，毛主席差不多走遍了全村，去看大家。
……
一队身系白围裙，头戴白布罩的社员，站得整整齐齐地在街里欢迎毛主席。这是社里三个食堂的炊事员。他们大多是妇女。他们又鼓掌，又欢呼。毛主席跟他们打过招呼，在社干部的带领下，先去看了幼儿园。几十个小孩都很干净，背心和短裤也大多是新的。他们鼓掌欢迎毛主席，喊着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站在最前面的女孩崔小玉又领着大家唱歌，唱了一个“歌唱总路线”，又唱了一个“一条小手绢”毛主席摸摸这个女孩，又摸摸那个男孩，一直笑呵呵地听他们唱完歌子，还跟保育员阎凤贞去看了看小孩们的宿舍。这里是“全托”，小孩黑夜白天都不回家；小孩的花销也不用家长负担，而由社里统一供给。在小孩们住的隔壁那个院里，住着也是由社里统一给养的已经失掉了劳力的老人们，那是社里的“幸福院”；毛主席也去那里看了看。那里炕头上坐着的几个老大娘，都对着毛主席高兴地喊着口号；地下站着的八十多岁的老汉田老举，一劲儿抖着白胡子对毛主席说：
“咱们这真是享福了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享了幸福啦！”
毛主席笑着同老人们握手告别。然后，去两个食堂的厨房看了看，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
“这里边有没有山药面？”
“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
毛主席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和大家点头，他老人家显然是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并且还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呢！
……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主席，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就说：
“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又看了看张国忠说：“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随后又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主席微微地笑着，看来是对这里战斗化的干劲很感兴趣。你看，毛主席对张国忠介绍的情况记得多清楚啊！
走到了一块半人多高的棉花地边。毛主席仔细看了看棉花生长情况，很高兴地赞美着这块经济作物，一边就分开密密挤挤的棉枝向地里走去。只走了几步，就停下来说：
“我钻不进去了啦！”又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一千斤皮棉。”社主任李江生说。
“那就是三千斤籽棉罗！”
毛主席说。一边高兴地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又往前看庄稼，看到一块长的很好的黍子，就停了下来。李江生告诉主席，说这块黍子地是一年四作三熟；主席就详细问了问是怎么样的四作三熟，问清以后就连连点头称赞。这时候，主席已经连续一个多钟头没有休息，肩膀上的衬衫都已经汗透了，可是还一定要接着看；并且一直满脸是笑，不断跟地里的农业社员握手和打招呼，看见什么都要亲昵地问一问。西斜的太阳照着主席魁伟的身子，人人都看到我们的主席是那样健康，那样精神饱满，浑身上下都放射着光芒。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和每条道栽四行秧子、八行秧子以及十二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在每一块不同的地里，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很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的红专大学；主席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跟着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庄农业社告别。
毛主席和乡、社干部一再握手，并说：“耽误了你们不少的工夫！”毛主席十分亲切而慈祥地直看着每一个社干部的眼睛，说道：“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
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这些口号，发自和毛主席心连着心的人们的心坎上、心尖上。这里平原一望无际，墨绿的庄稼给阵阵的东风吹得一浪一浪地滚滚向西。大寺各庄农业社员们的口号声和欢呼声，也带着整个村子里永不平静的激动的心，一浪一浪地紧跟着毛主席告别的手臂，回旋不已。
……
整个徐水城关的人，好像都涌到了铁工厂门外，拥到了从铁工厂到县委会的路上。人们兴奋得跳起来，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我们伟大的领袖走出铁工厂以后，不时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
……
七点半钟，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脸上焕发的容光，把西边地平线上金黄鲜艳的彩云照得花团锦簇。徐水城关附近的人们，奔走相告，对根本不认识的人，也要叫他赶快去看看毛主席。自然有些人没能见着领袖的面，但是，没见着的虽然惋惜不止，却也和见了领袖的人一样地兴奋如狂。大家都说，毛主席没有离开徐水；你看，咱们每个人不是都干劲更足了么？毛主席还一直在咱们面前鼓舞咱们的干劲呢！
黑夜，县委召开了全县的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
此后，康濯又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组通讯，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介绍毛泽东视察后徐水的飞速变化。这组通讯从8月23日到9月1日分6次在报上连载。以下是几个段落：
自从毛主席到徐水视察以后，才不过半月天气；我想要歌颂这里的人民公社，却感到困难很多。这个县是在去冬今春的苦战中实现了水利化，特别是在今年6月麦季丰收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8月初，毛主席视察以后，全县二百多个农业社很快就全部建成了公社。8月半，不少小公社纷纷合并；全县二十个乡，有的并成了一乡一社，有的是一乡两社、三社。现在，全县却并成了七个大的人民公社——也就是七个乡；每个公社九千户左右，四五万人口。问题是这种一日千里的变化，还决不只是单纯的数字增减，而是意义无穷。但我却写不出这无穷的意义于万一……
……
汽水和果汁在这儿的人民公社里并不是特殊商品。爱抽好烟的，有的供销部备有“牡丹”；爱喝酒的，徐水也有特产，徐水的酒远在晋朝时候就曾使得那位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天天醉倒，当时的刘伶就住在现在的张华村里他的朋友张华家中。或者，不喝酒，要买奶粉，也有本县的出产；过去是零卖零包，现在已经跃进到硬纸筒装并且装璜漂亮。有的售货员会告诉你说：“咱们是上有绸缎，下有葱蒜的万宝全。”一天中午，我在大寺各庄供销部里同售货员郑老祥聊天，突然间有人跑来买面酱，我以为是食堂菜不够，连忙问郑老祥，他说：
“食堂晌午吃烙饼！人们有了菜汤还不够味儿，还要沾酱包葱！”
吃烙饼买酱，吃面条买醋，吃炸油条买糖；外加用的、穿的直到文具书籍，供销部应有尽有。徐水所有的集市早已取消，买东西都不用出村子。供销部是人民公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由过去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小商贩联合组成和发展起来的。此外，过去农村的信用社也发展成为了人民公社的信用部，人们存款贷款也有了这个“小银行”而不必出村。
……
的确是谁也推不倒食堂。徐水全县三十一万八千多人，已经有三十一万二千多人吃食堂。全县一千五百五十四个食堂，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做饭，按户计算，仅仅做饭的就节省五万五千人，这便是一股巩固食堂的巨大力量。
现在每个食堂都经营了菜园和喂了肥猪，有的已在安排八月中秋的饭食。一切制度都走上了正轨，并且取消了粮食的定量供应。一个百多人的食堂，头一天敞口吃饭，要超过四五十斤粮食；第二天超过一二十斤，第三天就不再超过，老小平均核算，还得节约粮食。双营村一百四十八人在十六天中就节约一百二十斤。建立人民公社以来，按人口定量计算，全县食堂就节约了二十万零五千斤粮食。每个人节约的粮食，都作为各人的储备，自己可以自由动用。由于毛主席视察的时候参观了食堂，现在全县六千多白衣白帽的人都正在努力把食堂办的更好。许多食堂都正在安装小灶和添置炒瓢。
……
从俱乐部往西，有个游息着几千尾鱼的养鱼池，池边是备有八种报纸的阅报室；再往西的一个大院里，是发电站和粮食加工厂。回头还看东面，看俱乐部对角的红专大学。这里有六十四个学生，每天下午上三节课，自习两节。课程有语文、算术、农业技术和体育，暂时还没分系。大学运动场有各种球场，有沙坑和单双杠。图书馆有一千多册书刊。村里的展览室也设在这个院里。这座大学真有点儿使人留恋难返。正跟在全县二百九十三个歌咏队和一百一十个舞蹈队中谢坊都占据上游一样，在全县准备要合并的一百零一所大学和六千二百多大学生中，这里的大学和学生也都是处于最好的行列之中的。
……
一颗白菜五百斤
这块沼气试验场的南端和两侧，还有磨盘形的、圆瓦形的以及每条埂道上种四行或六行的白菜和萝卜。从白菜卫星来说，大寺各庄有一分地堆了四十个方形的立体，每个立体面积二平方尺，每个立体上要求长一棵五百斤的大白菜；漕庄试验场的平地上也有计划培育成每棵五百斤的白菜。而漕庄试验场地的中央空地上，还有用大瓦罐和大花盆摆成“卫星”二字的一片试验作物，罐内和盆内种了四样不同的萝卜和许多白菜；有一个大花盆移栽了一棵多穗玉米，给打了五C．C．葡萄糖；另外一个盆里是一棵山药，主秧分出十三株，又用压蔓而变成二十六株，连同主秧，共二十七处长山药；这棵山药注射了二
小麦亩产十二万斤
现在试验场边还翻了一亩地准备种冬小麦，由于我在很早以前和刘廷奎研究过高产小麦的事，他也就曾在那一亩地边诡秘地着眼儿笑问我：
“你猜猜这亩小麦要搞多少万斤？”
“八万？”我反问着。这是我听说过的最高的数字。
“嘻嘻”，刘廷奎用巴掌捂着嘴唇，悄悄笑道：“我跟你坦白了吧！这搞的是十二万斤！”
想要亩产十二万斤小麦！我实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听说过这种事。我问刘廷奎的措施，他告我说，现在是在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三十万斤；种籽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一千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八十粒小麦，就是亩产十二万斤。
多么豪壮的雄心！多么宏伟的气魄！刘廷奎还在培育多色棉花和新的山药品种，并在个人生活上攒钱买照相机；他要用照片来记录科学试验的过程，用照片表扬先进和推动工作。他有着冲破天的乐观和朝气，一刻也不放松向别人学习。用狗肉汤上地，就是从大田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高玉生那儿受启发而来。他同高玉生以及现在漕河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师义发，是长期竞赛的死对头和互相学习的好同志。师义发在南亭村搞了大面积的多穗玉米卫星，如今棵棵近丈高，每棵九、十个穗。刘廷奎也搞了八十亩高产多穗玉米，并搞了多穗高粱。这些卫星作物在大寺各庄和谢坊也都茂盛无比。他们和大寺各庄都还搞了每亩四十万棵的卫星谷，现在棵高一公尺多，秸秆粗如木棍，穗长五寸，至少可以达到亩产两万斤。
皮棉亩产五千斤
最后还该回到大寺各庄，回到那儿的七亩棉花地。那里毛主席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每亩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谁看了都说那是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二十五个，成铃四十个，花蕾四十五个；成铃最多的已达一棵一百一十个，眼前的情况就可亩产皮棉近二千斤。但人们还要叫棉棵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一百二十个棉铃，以保证亩产五千斤皮棉。这七亩地的耕作有稀密对比和早晚对比的，还有搭起棚子，晚上在棚顶盖被单，棚下用电灯光照明和催生的一片。这里亩施底肥五万四千斤，过磷酸钙一百二十斤；追硫铵四次，共用一百七十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锄八遍，浇水两次，整枝十八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电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要出现多少吓人的高产怪事那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成一气，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二百一十四斤提高到今年的两千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毛主席的视察，就是目前争取两千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的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可除了几万人大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
康濯同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散文还写道：
中国正在以宇宙飞行的速度奔腾前进。不久以前，农村里五十来岁的人们还在担心自己看不到共产主义的美好时光；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却都喜笑颜开地坚信自己能够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有的老汉甚至还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过上了共产主义。徐水县大寺各庄谢国珍大娘的老伴已经八十七岁，他在前些天村里发电站开始送电的日子，后半夜还独个儿坐在明灿灿的街里不肯睡觉；他老伴从地里打夜班回来，好不惊奇地催他家去，他却说：“你要睡你先走，我还要再尝尝这共产主义的味儿！”
几十年后，康濯先生回忆当年的往事时说：“我在徐水县那一段，写了一些报道，《人民日报》都发了，这是特约的稿子，说我写一篇就发一篇。有些稿子我写的数字低，见报时数字变高了，这是《人民日报》给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尤其在产量问题上，我问过张国忠：亩产万斤能够达到吗？张国忠说：是达不到。我问，那为什么这么喊？他说：这么喊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六百斤也达不到。我说，你得实事求是。他说，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1986年夏天，我和同事在湖南采访，当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的康濯先生要去湘西永顺县，到电影《芙蓉镇》外景地看望谢晋导演，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同去，我们当然愿意。一个多星期同车行，同桌吃，天天听康濯先生聊往事，他常常说到大跃进后农村的惨状，边说边叹气，对当时的政策深恶痛绝。我至今记得他说的一件真事：他家乡的一位农民家里粮食吃光了，只剩下一个煮红薯，农民把红薯一掰几块，分给几个孩子，说：“来，你一坨（湖南话“一块”），他一坨。”回头看见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又掰一小块，说：“毛主席，你也来一坨。”被邻居听见告到社里，这个农民因此被判处八年徒刑。改革开放后平反时，复审的工作人员都哭笑不得。
自从毛泽东视察后，徐水更成了“圣地”，从刘少奇到各级干部，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来这里参观、取经。聂眉初、范荣康一行就在其中。
在毛泽东视察徐水以后，不到四十天，刘少奇来徐水视察了一天多。康濯又为《人民日报》写了特写《刘少奇同志在徐水》，文中最后写道：“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要大家学习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充分认识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与提高了，大家都半天劳动和半天学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看过徐水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后，刘少奇曾引用孟子的话说：“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指出了生产规划安排的复杂性。
可见刘少奇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比较清醒。
《人民日报》上不仅仅有农业工业的“卫星”，还有“思想卫星”。1958年10月18日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思想卫星》。作者写道：
我们的国家，目前是一个大放卫星的国家，农业生产上，工业生产上，科学技术上……都放出了不少卫星。我们这些卫星，还不是苏联老大哥那样的人造红色月亮，关于这方面的卫星，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的人民，把自己创造的许多奇迹都叫作卫星。
我们所有的兄弟和朋友，都为我们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感受得到，这成就不只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属于全世界的全体人民。但是，他们对于这神话般的奇迹一开始不是没有怀疑的，今天，也不能说就没有人怀疑了；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奇迹的本身，是那样的难以令人置信，在我们自己人民之中，面对着这奇迹的萌芽、生长，不是也有过许多观潮派、算账派的吗？只是当观潮已足、账也结清，事物俱在，他们这才消除怀疑而五体投地了的。
事实虽然不容否认，但道理未必全都了然，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首创这些奇迹？为什么中国人民目前才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简单地回答就是：由于我们在这之前，先放出了思想卫星。第一颗思想卫星叫作“全民整风”号。这是规模空前宏大的群众性的政治思想革命，荡除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人的束缚，使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挂了帅……第二颗思想卫星叫“思想解放”号。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思想上插起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帅旗，用不断革命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彻底打碎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给人们思想造成的枷锁，奴隶思想、迷信思想破除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树立了起来。人民自己作了总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作不到，只怕想不到”，人们明白了自然万物都要听命于人，供人役使。所谓“移山倒海，呼风唤雨”的玄术，在我们手里变成了现实。伟大的思想同伟大的劳动一结合，奇迹便应手而生，并非玄妙……第三颗思想卫星叫“群众路线”号。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的党的群众路线，是贯穿于一切群众运动，一切党的工作方面的总纲，它也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核心……
正是这种群众性的自觉地思想建设运动，造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大高涨，在我们国家里造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气势，洋溢弥漫于一切生活领域，推动着一切工作的前进，使我们成为一个飘扬着共产主义红旗的国度。
共产主义的思想卫星，比一切工业的、农业的、科学技术的卫星，意义更为深远广大，它是产生一切“卫星”的母体，它正在光被全球，照耀世界！
大跃进的1958年，诗歌创作也与工农业的高产卫星一样，吹牛吹破了天。1958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记者续磊写的《歌唱大跃进》一文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最近仅仅从两百四十多种报刊和少数地方小册子、工厂大字报中就汇集到了近两千首、一万四千多行的歌唱大跃进的民谣民歌。
其中有：
年年过年我唱歌，今年山歌实在多，农村新事千万桩，唱了这个丢那个。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命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青年劲头赛赵云，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像罗成，老人干活似黄忠，干部策划胜诸葛，妇女赛过穆桂英。
跃进跃进再跃进，苦战三年有决心，老虎背上打得滚，半天云里捉得鹰。
男女总动员，老少一齐干，拦着天上水，挖出地下泉；气得龙王干瞪眼，吓得土地打战战！
毛泽东也“欣然命笔”，写下了“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样“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
据龚育之先生记述，当年“杨献珍曾说，‘大跃进’百分之九十九是浪漫主义，毛主席听了这话，就开玩笑说难道百分之十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吗？”
刘少奇在1959年6月在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厉害，下面怎样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但是报纸也有责任，记者、编辑加油加醋，以致错上加错。”
“高产卫星”的泡沫一两年就破碎了，还是以《人民日报》的数据为例：“高产卫星”四字连用，1957年为零，从1958年8月14日上了《人民日报》后，到当年年底共有八十五篇文稿使用，1959年就只有十五篇用了，到1960年只有一篇文章用这个词组，不过已经是陕西长安县的一个学习组说1958年种的“三亩六分高产卫星田”不尊重“庄稼生长的规律”了。
连当年认可这些“卫星”的毛泽东后来也不再提这话了，对中国的粮食产量也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认识，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时说：“农业产量到几百斤不登报，我们只登增产措施。”从这话可见，此时毛泽东也认为粮食亩产几百斤是高产了，而不再提亩产要上万斤了。
大跃进的危害和徐水的后来，本书后文还要说到。
李锐先生曾写道：1958年“整个中国大陆被卷入了唯意志论泛滥的狂潮之中，几乎所有人都在为那些人为制造的高产‘神话’唱赞歌……”
袁鹰先生在为《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写的文章《杂文沧桑》中忆及1958年前后《人民日报》副刊时写道：“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虽然也常发杂文，大都是一派莺歌燕舞，虚张声势，为报纸增添了不少大话、空话和假话，几十年后回头看，还是免不了要脸红心跳的。”大话、空话和假话也充斥着那个年代《人民日报》其他版面。
康濯、范荣康，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他们为中国文学和历史都留下一些真实的、精彩的文字，但在1958年他们和很多同行也写了一些自己后来也觉荒唐的东西，那以后的很多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考：在那全民疯狂的年代为什么昏了头？为什么会停止了独立思考？成了历史逆流的推波助澜者。
读1958年的《人民日报》更让人警醒，我想，我们从事报纸工作的人，为世间留下的是白纸黑字，动笔或敲电脑时一定要多想想，不要让自己写的文字像1958年的《人民日报》一样成为祸害人民的工具和子孙后代的笑柄。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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