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建设与苏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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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扩建显然是一件复杂的工程，此事绝不一项单纯的建筑项目，而是重大的政治决定。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则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象征符号，故而，天安门广场如何扩建，是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中共希望透过新的广场，一方面确立其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宣示国家独立自主的路线，尤其是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中苏关系变坏之后，中共更要利用扩建的广场来宣传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同时，天安门的扩建也引起不少争论：旧有建筑物（例如东、西红墙和中华门）的去留问题；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广场的大小以及广场的性质。

扩建工程涉及很多苏联专家的参与，并且中苏两国专家对于扩建广场的不同看法。目前中国大陆有关近代北京建筑史的书，对于苏联专家是否参与1950年代新首都的城市规划，及其后的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工程，如非避而不谈，就是语焉不详。这自然是由于1960年代初中苏交恶之后的政治转向有关。但事实上，我们从档案资料及访问当事人得知，在建国前苏联专家就已经积极参加了这两项相关的工作，尤其是天安门广场的扩建。1949年建国时，在毛泽东“一边倒”的国策下， 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派遣大批专家来华支持各色各样建设。根据统计，自1950年至1956年这一段时间内，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就有5092人之多。

这些苏联专家的参与，引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包括有关广场的大小和性质等重要的问题，有多少是受苏联专家的影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和莫斯科红场的规划有何不同？天安门广场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特色？中共希望透过这个巨型广场表达一些什么观念？

建国之初，中共对于城市规划可以说是毫无经验，所以包括重建首都这样重要工程，自然会依赖苏联盟友的支持。 1950年代初，北京市委一再承认“我们深感必须学习苏联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 一开始，中国建筑师对于苏联的城市设计就十分欣赏，尤其佩服苏方有条不紊的总体规划。梁思成一直重视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所以非常欣赏苏联的中央统筹方法（但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控制）。梁在1953年5月访问苏联后，盛赞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35年公布的改建莫斯科总体规划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件”。梁认为这个计划“要求建筑师把一个城市作为一个由无数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的建筑整体，既要照顾到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又要照顾到建筑物及其环境的艺术处理”，它更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建造了不少文化宫、少年先锋宫、工人俱乐部和集体农庄俱乐部等。总体而言，梁说这个计划是“把斯大林对人类的关怀的思想，贯彻到整个规划和设计的细节中。”梁非常欣赏莫斯科发展的整体性，尤其是佩服这个规划把莫斯科分为13个设计区，例如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到苏维埃宫的莫斯科西南区（即第3区）的设计，用梁的话说，是“相辅相成”，有极大的“一致性”。 梁在访苏回来后写的报告中，不时用上“统筹”、“组合”这些字眼来形容莫斯科的城市规划经验，这自然和他希望把北京发展成一个整体和谐的城市有直接关系（包括保护旧城、少拆除城墙和牌楼等）。苏联专家强调组织及分工，尤其是主张成立不同的专责委员会进行工作，这种建议，对中国影响甚大，1951年8月，都委会开常委会时，决定成立道路、园林、河湖3个专门委员会来统筹扩建。

不过，虽然中国专家受到苏联方面的影响，但后来在有关扩建天安门广场的工程上，双方还是产生不少争论和分歧。

来华的苏联专家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北京城规划的第一批人是市政专家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稍后又有另外一些专家被邀参加工作，1950年代初，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穆欣（另译为莫欣、莫辛及摩亨）和巴拉金这两名城市规划专家。建国初年，因缺乏经验，中共并没有一个机关来作通盘筹划及协调苏联专家的工作。至于如何聘请，很多时候是由不同单位因个别需要而自行提出申请，结果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常生混乱。例如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是由北京市政府负责聘请的，而穆欣和巴拉金则是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负责招聘；穆欣被分派至国务院的建筑工程部，而巴拉金则被派到国务院管辖的城市建设总局。北京市政府因为在规划方面没有经验，需要找苏联专家来帮忙，知道国务院请来了两名城市规划专家，便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借用外国专才。

有一次与中方专家讨论，巴拉金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把中轴线从原来最北端的鼓楼和钟楼穿过去，继续向北移。这个举动把中方专家吓了一跳，城市规划家李准回忆说：“巴拉金拿了支铅笔，画了一条‘中轴线的延长线’。这个画得可厉害呀！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

穆欣和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家有不少合作，与清华学者梁思成也有接触。梁氏特别欣赏穆欣提出的五点意见，认为值得中方借镜：建筑要符合斯大林所提的“对人的关怀”；要视建筑也是一门艺术；要重视建筑的民族性；要明确认识到建筑和都市计划有其重要的思想性；以及建筑需要有整体性。在民族性方面，穆欣在中国大力提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政策，认为中国要致力建造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建筑物。 有关北京城市中心的问题，穆欣以苏联的经验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大城市中，行政社会机关数目很多，事实上难于集中在一起，因此必须有几个中心，但也有所谓‘总中心区’集中一切重要党政机关及市内重要机关。……从规划上来考虑中心区；中心区首先是一个大广场，周围有大建筑。或几个商场用大路联系之，每个中心要代表建筑艺术，是城市的骨干。” 穆欣的看法与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没有多大分别，所不同的是他特别重视建筑的艺术性，这点和一向强调建筑艺术的梁思成的看法相同。穆欣主张保留北京的旧城墙， 与梁思成的看法也不谋而合。

另一专家巴拉金也被聘请来协助北京城的设计。巴拉金虽然欣赏北京传统的中轴线的设计，但并不认为中国人视之为神圣的中轴线不能修改。有一次与中方专家讨论时，巴拉金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把中轴线从原来最北端的鼓楼和钟楼穿过去，继续向北移。这个举动把中方专家吓了一跳，根据城市规划家李准的回忆：“巴拉金拿了支铅笔，画了一条线，就叫‘中轴线的延长线’。这个画得可厉害呀！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有些人觉得，城墙不能动啊，文物要保护啊，你把城墙拆了，一直伸延过去，一直到〔现在的〕北四环，南边画到南四环。这个变化是厉害的。从规划来说，这个手法是很厉害的，而且很好！” 巴拉金这些新颖的想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引起了注意。假如要延长中轴线，牵涉的问题便很多，包括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在当时必然会非常困难。所以巴氏的建议，当时只算是一些新鲜的意见，不过已令中方专家大开眼界。1950年代初，对于北京城的规划，穆欣和巴拉金二人的确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影响。但因为他们都是向国务院借过来的，来华的时间又受到限制（例如巴拉金，每星期只来一次）， 故参与北京城规划的时间比较有限。

1955年2月，北京市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简称“规委会”，又称“市委专家工作室”），取代原来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新的委员会名为“规划”，而非原先的“计划”，显然是希望把以后北京都市重建视为一项更有统筹、组织和有专业性质的工作。同年4月，北京市政府聘请了第三批苏联专家来京作为“顾问”，“进行总体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 在都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郑天翔的领导下，这批专家展开了比以往更全面更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工作，其中包括重要的天安门改建工程。

这批专家一行九人，各有专长，包括组长、规划建筑师勃德列夫、规划专家兹米耶夫斯基、城市设计专家阿谢耶夫、女经济学家尤尼娜、公共交通专家斯米尔诺夫、上下水道专家雷勃尼科夫、煤气专家诺亚罗夫、供热专家格洛莫夫和建筑施工专家什拉姆科夫等人。这些专家分批于1955年4月及7月抵达北京，彭真市长亲自接待。聘约初定为两年，后来因为中方需要，有些专家还续了约（例如勃德列夫），而且因为来华的时间比较长，有些还携同妻子前来（例如阿谢耶夫）。 专家们于1957年底在合约期满后回国。这批专家，在苏联本土并非全是顶尖的人物，但都有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例如勃德列夫曾任莫斯科总体规划学院建筑规划工作室主任，兹米耶夫斯基是莫斯科总体规划的技术负责人，而阿谢耶夫曾任莫斯科设计院建筑施工组领导人。

中方为苏联专家制订了相当紧密的工作时间表（包括学习中文），兵分数路，分开总图组、市政组、交通组、力能组（有关供热系统）和设计与建筑组等方面，为改建北京城定下一个全盘的策略。关于天安门的规划，亦是这批苏联专家的要务之一。专家组来华的第三天，行装刚卸下，郑天翔即陪同他们“沿着南北中轴线计划，观察全市面貌，曾上了景山、鼓楼、天安门，并看了前门。” 从这批专家的名单中，可以看出组长规划建筑师勃德列夫、规划专家兹米耶夫斯基和城市设计专家阿谢耶夫是参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主力。但这三人之中也各有分工，例如勃德列夫和兹米耶夫斯基专注于制定北京城的规划总图，而阿谢耶夫（施工专家什拉姆科夫加以协助）则负责具体设计工作。他们还不时在规委会讲课。根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从1955年至1957年，苏联专家共讲课约216次。后来整理出来的部分讲稿就有17册，超过150万字。这些交流，中方承认“对培养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干部，提高业务人员的理论、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都市计划委员会在1950年至1954年做出的15个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方案中，广场的面积都较小，而且没有改变传统T字型的设计。1955年新的都市规划委员会请来的这批苏联专家提出10个新方案。新旧方案有显著的分别：一是取消原先方案中广场有高大建筑物的构思；二是规定广场周围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三是保留原来的天安门（原皇城的正门）和正阳门（原内城的正南门）。

小心分析一下，我们不难看出苏联专家的灵感，大部分是来自莫斯科的近代城市发展模式，尤其是1935年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1949年巴兰尼克夫所作的有关北京市发展计划的报告中，已不时提及莫斯科总体规划对于苏联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他也大多以此为蓝本来考虑北京城的发展。 1955年来华的第三批苏联城市规划专家更加热中于推介这套莫斯科的发展模式，勃德列夫就是其中之一。勃德列夫不止一次地在规委会会议中，介绍莫斯科的总体设计。梁思成非常欣赏莫斯科的这次重建。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发表的改建北京市草案，也以此为蓝本。

1930年代莫斯科改建并非简单的城市建设，斯大林改造莫斯科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他不仅要将苏联首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圣城，而且要成为最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令世人向往，要万邦来朝。这一点从红场的重新规划可以清楚看出来。

诚然，1930年代莫斯科改建的总体规划，在苏联近代史上影响甚大。1935年，在斯大林的同意下，由城市规划家谢苗诺夫及建筑师切尔尼绍夫统筹莫斯科总体规划工程，对苏联首都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这个改建是基于保护莫斯科的传统中心结构，把首都发展为最现代化的城市。其总体设计仍然以克里姆林宫为核心，基于莫斯科城传统的蜘蛛网形的设计，来进行辐射环形式的重新规划。总体规划有几个要点：第一，居民最多为500万人（1935年莫斯科的人口是360万人），不再扩展工业以免引入大量工人；第二，重建交通网，扩宽主要道路，建设地铁和增加铁路运输系统；第三，扩大城市的面积，把全市划分为居住、工业、文娱等13个区，以后区与区之间的发展要从一个整体方案来设计；第四、大量发展绿化带；第五、把市中心的红场扩大一倍。

莫斯科改建构想之大，使人联想起19世纪中期法国建筑师侯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重建巴黎那样的大手笔。这项工程，把法国首都发展成为一个以康庄大道、流畅的交通网络及庄严的纪念建筑物林立著称的世界名城。这次苏联首都的改建计划，在国外（例如，二次大战后英国建筑家阿伯可隆比重建伦敦时曾借鉴此经验）及国内（苏联卫国战争时，国内已有300座城市依照莫斯科的规划而改造）也有深远的影响。 1930年代莫斯科改建并非简单的城市建设，斯大林改造莫斯科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他要将苏联首都发展成为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圣城，而且也是最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令世人向往，要万邦来朝。这一点从红场的重新规划可以清楚看出来。

红场的改建是莫斯科总体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事实上，近代红场的改造并非自1935年始。1930年建筑师舒舍夫以花岗石和大理石在红场的中心建成一座永久的列宁墓（与克里姆林宫最高苏维埃大楼的穹顶同在一条轴在线），以取替1924年先后建成的两个列宁墓的木构设计，红场立刻成为永久的社会主义革命圣地。列宁墓上还加建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检阅台，作为五一劳动节及十月革命阅兵巡礼之中心点，成为万众瞩目之处。1935年之前，斯大林已经拆除红场北端的旧城门，以便让游行队伍和检阅部队可以从拓宽的高尔基大街（现名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畅行无阻地越过刚建好的马涅斯广场进入红场。1935年后开阔了马涅斯广场的空地，使红场的空间向外伸展。

莫斯科改建的总体规划之一是打通了走向红场的主要干道，尤以改建北边的高尔基大街的工程最引人注目。负责这项工程著名建筑师莫尔德维诺夫把原来街道上的不少教堂拆除，沿街增建新大楼，并且大事扩宽路面（从16至18公尺扩宽至48至61公尺）。 高尔基大街的改建，明显以红场为核心，把莫斯科的主要干道连接起来，连成一体。改建后的新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不单是莫斯科城的中心，更是全国的中心。它既象征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指挥台，庆祝五一及十月革命的大型巡游及阅兵仪式均在此隆重上演。用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的话说：“我的艺术观点是要求莫斯科6个区的巡游队伍同一时间涌入红场来。”

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不少红场的特色。这样既达成了中共中央把天安门广场改造成政权的仪式中心的意愿，也符合了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原意。虽然北京和莫斯科的基本城市设计不同（前者是品字形，后者是蜘蛛网形），但都是以单一轴心的概念来发展（前者是故宫和天安门广场，后者是克尼姆林宫和红场），故苏联专家以红场的概念来改建天安门广场，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中共领导人并不愿意把中国的广场改建成为“红场第二”，跟着别人后面跑，而是希望把天安门广场改建成为有自己特色的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