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新“红场”的诞生

（作者：洪长泰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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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空间与现代广场

历史上，新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往往大规模建造或重修旧日的政治空间。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除了另立国民公会，颁布新法令之外，还建造了崭新的广场、建筑物和纪念碑，宣示新的共和理想，以别于传统皇权。 法国史家奥珠(Mona Ozouf)认为这种政治空间的重整，既象征法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理念。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在1918年4月颁发《纪念碑宣传法令》，下令拆除沙皇的雕像，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城的街道和广场上竖立新英雄纪念碑，包括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马拉(Marat)和傅立叶(Fourier)等人的像，以表扬过去这些为自由而战的革命伟人，也为两座城市创造新的政治空间。

同样，中共取得政权后，除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外，也致力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政治空间。在重建北京城的计划之中，最重要的工程之一是扩建天安门广场，把原有的宫廷广场扩大，竖立纪念碑和建造富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建筑物等。

1949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和平解放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的入城仪式，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时，天安门附近的海报标语中出现了“新红场”的字样。 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当天，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甚为感触，写了一首《天安门歌》，其中也将天安门称作新“红场”。

中共建国前后，把天安门比喻为莫斯科红场的说法相当流行。作为宣布新中国诞生的地方，天安门广场举世瞩目，而此后新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建设一个新首都，扩建天安门广场则是新首都规划的主要工程。新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把天安门广场改建成像莫斯科红场一样呢？现在巨型的天安门广场是如何建造的？它的扩建模式如何受到苏联的影响？扩建天安门广场的目的是什么？广场代表了什么政治意义？

中共革命以农民运动起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冲突激增引致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此时，中共亦开始部署夺取城市的计划，但究竟如何管治城市，共产党毫无经验，领导人也承认感到手足无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后来的北京市长彭真说：“夺取城市与掌管城市，从乡村转变到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 北京成为新首都后，已不单是管治城市的问题，还牵涉到建立新首都的政治意义。

新政府要建立新首都，首先要解决两个核心的规划问题：一是新政权的行政中心应设在哪里，二是天安门广场的地位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似不同，但实质上是互为关联的。

中共重视建立新首都，可从1949年5月22日成立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都委会”看出来。都委会的成立是北京历史上一件大事，当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出席成立大会的包括：北平市副市长张友渔、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建筑师及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工程师华南圭等人。都委会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主任委员，曹言行为副主任委员，梁思成为常务委员。成立大会讨论了一连串有关发展北平的计划，决议之一是“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及清华建筑系师生起草西郊新市区设计”。这个决定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梁思成除了熟习西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派建筑学之外，对古建筑也有浓厚的兴趣，力倡保护文物。梁特别欣赏古都北京的建筑群，认为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以“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梁氏盛赞北京城是“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能够设计首都的新市区，是梁思成的一个梦想，但也给他招来不少批评。

社会主义的新政治中心都应该建在何处呢？梁思成力主要保护旧都，建议在北京西郊另建新城。梁思成是学建筑的，不是城市规划专家，故找来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设计，与他看法相近的陈占祥来帮忙。在1950年2月梁、陈合写了著名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两人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能破坏，而且新的行政机构需要较大的建造面积，将来还要有发展的余地，在旧城内根本找不到足够和合适的地方扩建。再者，在旧城建新的行政中心，需要拆除大量房屋及迁徙无数居民（根据梁、陈估计，“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梁、陈力主在西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之间的一大片农地，建造中央新的行政中心。

诚然，梁思成和陈占祥并不是最先提出在北京西郊建立新市区的人。早在1938年，占领北平的日本军队在考虑到要多建工厂，安置逐渐增加的日本移民和保护占领区内日人的安全时，已经提出要在北平西郊建造新市区的构想，包括另建道路（兴亚大路）、机场、大广场及神社等。 梁、陈的建议，显然受到这个日本计划的影响。不过，梁陈方案虽然在地点的选择上与日本方案相似，但起码有两点本质上的不同。日本人的新市区以经济和军事考虑为主，梁陈方案则以文化及行政方面为主导。更重要的，梁陈是希望保护古老的建筑文物，而日本人则是为了有利于其殖民统治，这和日本人在1930年代侵占东北时改建长春（易名“新京”）的目的完全相同。 但当梁思成和陈占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新方案时，却遭到各方面的批评。

第一类批评来自专业界。当时搞城市规划的专家，对于应该在何处建设新的行政区，意见纷纭。在北京市建设局任职、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朱兆雪和留学日本的建筑师赵冬日于1950年4月提出《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的方案（即俗称的“朱赵方案”），认为北京旧城“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朱、赵的考虑以经济因素为主，认为修建旧区比发展新区来得划算，而且重建旧城，可使旧的地方“免于衰落”而变得“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