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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1928年的《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著名的诗作之一，如今诗人已逝，只余康桥边金柳与桥下的碧波，却一样能激发游客的兴致。事实上，每年都有不少中国游客手捧这首诗游览康桥（现通译为剑桥），面对着一片英国典型的乡村景致，性质勃勃地猜测，那些典雅而富古香的小桥流水，究竟那一块，才是引得徐志摩诗兴大发时所面对的景色。康桥距离伦敦不远，驱车不过一小时，而那里的风景，已与那座英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城市全然不同。能追溯到十五世纪的建筑隐匿于郁郁葱葱的树木中，而这些风景，与八十年前的诗人所见，并无太大不同。
事实上如果在英国的乡间游历，便会发现像康镇这样，保持着淳朴乡村景色的小镇遍布各地，或者不如这么说，除了一些重要的工业中心、大都市之外，整个英国还保持着一派田园风光，一如百年前众多画家诗人所吟咏描画的模样。作为最先发生工业革命，曾经深受环境污染之害的国度，这些乡村风景，在不断扩张膨胀蚕食周边环境的都市冲击下，仍能保存得这样完整，这份功劳，至少大部分可以归于英国的乡村保护协会（The Campaign to Protect Rural England，简称CPRE）。
CPRE是英国最早的环保组织之一，去年刚度过八十周年的成立纪念，有着超过六万人的成员与志愿者。通过这个组织的活动和努力促成了英国很多环保法令的颁布，例如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以及1955年的《绿化带建设法》（Green Belt Circular）等等，在近年来甚至能影响整个欧盟环保法令的颁布，也因此，CPRE成为了目前最具影响力且受人尊敬的环保团体之一。
CPRE 初创
1926年，英国城镇规划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爵士发表了环保作品《英国的乡村保护》一书。在这部可称得上是CPRE宣言一般的作品里，艾伯克隆比对城市到郊区街道两侧带状发展而出现大量建筑群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城市扩张，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划，使城镇和乡村之间如同连续的消费品传送带，而没有明显分界线；此外，大量轻工业工厂、郊区住宅、广告牌等也扩张到了乡间，最终，城市的发展将会侵吞整个乡村的自然与传统人文景观。在此书中，艾伯克隆比更呼吁成立一个相关的委员会，作为与城市无限制扩张抗争的手段与组织，这一提议受到了当时不少人的支持和肯定。于是在当年10月7日，CPRE宣告成立，艾伯克隆比爵士也顺理成章成为这一组织的荣誉秘书长。
在当时，一战彻底改变了欧洲传统的经济与农业模式，汽车以及其它便利代步工具的发明和普及则使地域距离这个遏制城市规模的客观因素逐渐淡化。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城市变得拥挤，为此建筑师雷蒙德·昂温提出了他影响广泛的主张：“拥挤的生活一文不值”。昂温提倡的是人口稀疏花园式城郊社区，为一战中的英雄建造新房子也刺激了这种模式，汽车的价格下降使这种方便的交通工具变得更为普及，地铁、电车和火车等代步工具，使郊区生活变得比以往更为便利，加之英国历史上最低利息率的推动，个人强烈的买房需求也随之而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每年平均新建30万套住宅，侵占
也正是在逐渐失去之时，人们开始思考英国乡村的存在意义。这是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不仅个人，城市和国家也都被卷入高速发展而趋于喧嚣浮躁的漩涡中，渐渐失去个性。而人们，便开始在乡间，寻找英国的文化身份。当时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爵士也曾说过：“对我来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而自行车旅行、乡村漫游、甚至民间文化，更是在广大的中产阶级中前所未有的盛行。包括前述的建筑师雷蒙德·昂温，最受好评的经典花园式建筑代表作，就是隐藏在青翠的花园和树木之间、类似旧式英国农舍的设计。可以说，大自然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没有两次世界大战间，那么的受欢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英国乡村的传统风景，遏制城市的无限制扩张，也就此成为CPRE成立的初衷。
需要说明的是，CPRE从成立伊始，就与那些充满了浪漫主义、试图将传统毫不改动地加以保存的理想主义者不同。CPRE承认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他们所试图保护的，是能与现代化融为一体的乡村，他们所反对的，也只是不加限制的城市扩张。也许正是因为能保持这种不过分偏激的态度，才使这个英国最古老的环保组织能一直存活到现在。
正是在这种态度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CPRE提出了遏制城市无限制发展的方法：试图通过规划、划分区域、综合配置来避免城市发展对乡村所产生的无可挽回的伤害。1928年，CPRE主席克劳福德爵士在BBC电台呼吁：“我们都市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战后经济发展的时机，也有新式交通方式的推进，我们已经建了很多新公路、新桥梁、新城郊、新的村庄、新城镇，我们的欲望应该节制，应该在不伤害土地的亘古美丽的前提下享受现代设施的舒适。”而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爵士则相信对都市面积扩大的有效控制，能够保持英国乡村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不受伤害，他说“通过精心的计划，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CPRE的成员在多年里一直游说议会，终于，1935年《限制带状发展法》（Restriction of Ribbon Development Act）得以通过，这个法案规定了修建高速公路所必需满足的条件，以限制修筑公路来控制城市的无限向外延伸发展，成为CPRE获得的最初成果之一。
“城乡规划法”与“绿化带建设法”——CPRE活动的高峰
在CPRE成立早期，这个组织也曾因其起点过高而受人垢病。组织的成员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主，这使他们的观点显得有些脱离实际而阳春白雪。人们对保护乡村的同时能否依然保持经济的迅速发展心存疑虑，也对保存乡村景观的作用认识不足，因此一直指责CPRE是为富有的土地所有人提供服务的机构。
但随后的二战，以及战后的重建，反而给了CPRE活跃的机会。二战时期所宣传的爱国主义，以及当时政策制定计划中的多元价值信仰，使CPRE的观念深入影响了政策的制定。这个组织不再以游说议会等政府的高层为主要努力目标，而改为面对广大民众开展宣传，他们改变了过去认为个人土地财产权由个人全权管理的理念，开始把土地视作公共遗产的一部分，并使这个概念渐渐深入人心。
二战中，德国对英国的空袭轰炸毁了大量城市和发达的工业区，对这些地区的重建，是当时议程上的首要任务。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人们普遍同意，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有规划的城市和乡村重建之中，于是CPRE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947年，推动了《城乡规划法》（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的颁布。
这个法令直到现在仍然生效。相对于政府无法可依的过去，它使英国的土地使用进入了截然不同的时代：第一，地方政府在开始动手重建前，需先制定一个规划，其中需对辖区内土地的发展及使用作出具针对性的方针以及详细的施行步骤；其次，土地的使用受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幷且必须在整体规划中有所体现。简单的说，《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将土地的使用“国有化”了，这在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来说，是相当难得的。
作为奖励，或者不如说是起个模范带头作用，CPRE的名誉秘书长艾伯克隆比爵士随后主持了普利茅斯市的重建规划工作，现在，该市是英国少数仍保留海军船坞的城市。而艾伯克隆比也因其在城市规划上的贡献，而成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的首任主席。
1949年，CPRE更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公园和乡村土地使用法案》（the 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的颁布和实施。这项法案规定将那些具有代表性风景或动植物群落的地区划为国家公园，由国家对其进行保护和管理。与其它国家的国家公园相比，它融合了更多环境信托(National Trust)与环境管理的概念。像达特穆国家公园（Dartmoor National Park）内的土地，多处仍属于当地农民，保育与农业共存。我曾于前年夏天游历英国的中西部，沿着乡间的铁路行进，拜访一个个由石灰岩构成的村落，这整个区域叫科兹窝(Cotswolds)，地名意指牧羊的绵延山坡。它距离伦敦约
1955年的《绿化带建设法》（Green Belt Circular）将“绿化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城市规划控制手段，要求在城市建筑规划时进行绿化带的种植建设。这项规定，与其说是在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不如说是对城市的无限蔓延扩展之势进行一定程度的遏制。其实早在1931年苏格兰北部的设菲尔德市扩建时，CPRE组织的支持者和慈善家阿尔德曼·格雷夫斯就自行购买了城郊外的747英亩土地，来对周边乡村进行保护。建筑绿化带这项多年来由CPRE层层推动，不断争取努力而得来的法案，终于从国家的高度对城市扩展做出了约束，宣告了CPRE乃至世界环保组织活动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高峰。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吴源林 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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