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上 小事件的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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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的句号：五月指示

人们记得李大钊被杀害，不记得跟着他一起从苏联大使馆中被东北王张作霖“逮捕”的秘密文件，那些文件把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事实带给没有准备的中国民众，一时之间让北伐胜利中的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感到了政治压力，那是1947年4月6日。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反共，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后来被驱逐的苏联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说这是“狗咬狗，狗咬狗。和其他军阀一样，他们是分赃不均打起来的。”6月22日，冯玉祥公开转向蒋介石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分离。离开他革命事业所在的中国，如同离开那些有阳光的日子，鲍罗廷的火气很大，他把国民党比喻为“马桶”，“尽管你经常冲洗，可它仍旧散发着臭气”。但是让武汉的汪精卫下定决心的还得说是共产国际（莫斯科领导的第三国际）发给中共的“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当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这些要求无异于与虎谋皮，桂系名将黄绍竑记述了他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对话，这个共产党员劝他反蒋实行土改，黄说土改的政策会遭到地主和自耕农的反对，当时的军队里士兵既有出身佃农的，也有出身自耕农的，军官则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在当了军官以后也想置几亩田。要土改，就是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希望，他们岂能容你？就当时的政治现实来说，黄的分析显然比共产党的判断更符合实际，所以清党取得了绝大部分军人的支持。

但是，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汪精卫看，希望能够渐次推行。而汪把莫斯科的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方针。共产国际一手促成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也在它的手上划上了句号。

中苏蜜月的开始：中共六大

莫斯科郊外60公里的塞列布若耶庄园，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被称为“银色别墅”， 这个昔日的贵族庄园如今改名为“五一庄园”，正式对外开放，它勾起无数中国人与青春有关的回忆喀秋莎、白桦林、保尔，与后来的韩流相比，那是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苏潮，而这里是个纪念碑，1928年142名中共党员聚在这真诚讨论祖国的未来。

1928年初，莫斯科费尽心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大部分都借道东北，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越过国境线辗转到达莫斯科。这条路线恰好也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苏联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苏联人的意志行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直发展到数万人，其间虽历经曲折，但是它从苏联那里得到的种种帮助，毫无疑问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件之一。

1944年的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当时的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如果他说这话时，内心也浮现失落的话，那他怀念的会是1928年－1936年那段团结最紧密的时光，虽然在他的字典里“团结”一词有另外的含义。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公开支持共产党人举行的广州暴动，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到具体文件，从选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苏区，帮助工作、指导作战，几乎一包到底。但是莫斯科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只是把红军推上漫漫长征的险途，此时的中共在莫斯科眼里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吧。

“九•一八”事变的参考：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像是被遗忘的战争，在军阀混战的近代它算不上残酷，也不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中日战争那样震动中国，这也可能是它被挤到历史背光处的原因之一，但是中东路事件如同“九•一八”事变的小彩排，排演了故事的开头，不同的是后来主角的扮演着换成了更凶狠的日本。中东路战争中，中共的反映也让我们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鲁莽与冲动，但我们不因此回避。

东北易帜后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一心想收回中东铁路的管理权。 先在1929年5月27日，指称苏联违背协议在东北宣扬共产主义，搜查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将苏方中东铁路局长、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苏军因此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国民政府也对苏宣战。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 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只不过死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

此一事件，虽属中国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本就残破的国家更是尽失颜面，而且还暴露了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从而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大胆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九月，又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对此，已离开领导岗位的陈独秀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说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根本反对现有的政治路线，很快中共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莫斯科来电：改变西安事变

对中共来说西安事变不是绝处逢生也是柳暗花明的转机，如果可以自由想象的话，怎么看怎么像苏联人出了力，这也正是莫斯科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一反应：撇清自己，12月14日的《真理报》上含沙射影的说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人在背后捣鬼，张的名字与汪精卫栓在一起。这样的判断连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都觉得不妥。在会谈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对蒋说：我们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们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对于最近时期为扩大南京政府基地和加强抗击日满蒙联军的种种努力，我们尤其表示欣慰。我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么说，近来正处于紧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很可能因此次事件而得救。

经过长征颠沛流离生活的红军在1936年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此时的他们还举着“抗日反蒋”的大旗，西安事变发生后却变成了“联蒋抗日”，根据解密的俄国档案在这背后是莫斯科来电的影响。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共产国际：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已经在西安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