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街垒之战（三）

格罗夫纳广场暴动

1968年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也怀着同样的动机。 发生在三月和10月的格罗夫纳广场暴动看起来非常“不英国”，事实证明这些暴动不过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我们仅仅是想要做点什么，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结果这不是种好的方式。对越南战争的不满同样是问题的核心，由托洛茨基•阿里和帕特•乔丹是越南团结运动 (VSC)的核心人物，他们抓住了美国行动所激起的愤怒。10年前在奥尔德玛斯顿村（英国伯克郡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所举行的核裁军游行是非暴力的，现在游行的策略被抛弃了，抗议者拿起了棍棒和石头。有观察家把这场暴动描述为：足球流氓的聚众闹事。

像杜屈克和拉德一样，VSC希望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全心全意相信暴力的力量。阿里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或者有意忽略暴力本身的破坏力。地下刊物的记者约翰•霍普金斯发现VSC太愤世嫉俗了，他感觉到了危险，依赖乌合之众的暴力是非常危险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人是炮灰吗”，他的提问直指阿里。

米克•贾格尔参加了格罗夫纳 广场的扔石头运动，然后他回到家写了《街头英雄》（Street lighting Man'）。总有些人真心觉得应该去反抗，而有些人则喜欢听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英国这两种政治家总是存在，如果需要，偶尔他们会形成不稳定的同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在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在伯克利的电报街，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1968年的革命并不是因为它们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变得重要，1968年的重要性在于它被解读被观看的方式。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暴力只能让高深的政治理想窒息而死，同时赋予对方行事暴力的权力。暴力的结果，也并非启迪普通人的心灵，激进运动常常让民众因恐惧仓皇而逃。英国的《星期日快报》这样描述格罗夫纳 广场10月事件：邪恶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易受骗的学生进行的冷酷、有预谋的暴力演习，是由训练有素的左派煽动和策划的，目的是为了败坏警察的名誉，恐吓普通民众。

德国街头的暴动遭到了类似的谴责，一项民意测验显示，92％的人反对杜屈克等暴徒，更意味深长的是78％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德国工人阶级同样反对，在法国也是这样，在6月的全国大选中，戴高乐获得了全面胜利，并得到了采取行动压制抗议的授权。美国的情形与欧洲类似，虽然国家暴力委员会认为Daley的芝加哥警察在行动中不受限制，不分青红皂白，但民意测验显示五分之四的美国人谴责学生赞扬戴利。

1968年的遗产

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把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看作正义的，平民百姓因为被激进分子吓坏了，从而和政府站在了一边。法律和秩序变成了信条，受伤的是自由，政府对自己的偏狭越来越自信。右派的观念占了上峰，花的力量、毒品、性解放、学生动乱、共产主义、学院自由和反越战运动变成了堕落的标志，人们认为这些毒草是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滋生的，只有回归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才能根除。领导这场回归的是纽约州的州长、后来的总统里根，他多次为自己压制学生抗议辩护：当美国人在为祖国战斗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对敌人心慈手软。

60年代的激进运动起源于社会思潮和年轻人试图实现这股思潮的努力，但是革命失败了，被保守派的反革命打败了。在战后最激进的年代，保守的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他最终结束了越南战争，结束了备受指责的国际问题。在这种意义上，1968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但并不是所有力量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力量最强，而是当它失败了，过去了，结束了，它的碎片却分散影响到所有的方向。

今天缅怀1968年已经成为左派的传统，要想得到左派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必须向杜屈克、霍夫曼、阿丽、勒贝尔表达敬意。1968年的狂热分子并没有因为对自由主义的伤害受到责难。1968年暴动导致的道德恐慌让自由主义的共识轰然倒塌，同时让任何形式的改革停步不前。为了对付革命的阴影，尼克松和戴高乐（随后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掌权之后，即使是最温和的抗议也变得困难重重。

革命从来不在1968年的日程上，因为被暴力奴役，因为热爱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一群困惑的革命者带领这股进步的运动脱离了常轨。也许这一年最持久的遗产是它成了替罪羊，整个西方世界，不管来自那个政治谱系的领导者都愿意把当前的社会问题：道德败坏、犯罪频仍、暴力事件和家庭困境推到那场革命头上，而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

尽管面貌丑陋，但1968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把灾难变成凯旋是典型的法国方式。1986年的时候曾经是1968年法国五月学潮运动的领导者科恩－邦迪写道：在1968年，这个行星拥抱了自己，和巴黎一样，柏林、罗马和都灵的铺路石变成了叛逆一代的象征。危机过后，戴高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拉丁区铺上沥青，800年来铺路的鹅卵石一直为不满的公民充当反抗的弹药，从此后再也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