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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安妮•麦克德米在回忆起1968年的时候,这样描述那个巴黎的春天:街道上满目荒凉,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停在路的中间,街道标牌被推倒了,横在街上,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很多树木也有类似的命运,被砍倒了设置成路障,猫狗撕破的垃圾袋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尽管面貌丑陋,但1968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如今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判断依旧充满情感,法国官方版本认为:在燃烧的路障散发的玫瑰色光芒映照下,1968年的街头上演的是无政府状态的闹剧,那些革命者除了制造了混乱什么也没得到,年轻人的反叛虽然行为过激,但加快了法兰西的现代性进程。
对于1968年其他地方的革命这种评价也许同样适用,在纽约、芝加哥、柏林和伦敦,年轻的激进分子们以幻想的热情进行着今天看来荒谬可笑的起义。这一年被认为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当年人们认为它会带领人类走向伟大的令人恐惧的另外的可能性。但是世界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走向很多人希望的道路,虽然看起来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花的孩子
1945年后出生的婴儿们成长的世界与父辈截然不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富裕,但战后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年代,偶尔的战争也发生在远离欧美的世界角落。战后也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1945年后出生的美国人对大萧条没有切身感受,他们只是听父辈们提起,像听一个遥远的传说。
物质富裕并不一定就能让人心满意足,那些经历过30年代和40年代动荡的人们自然珍惜当前的安定,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无法理解上一代人懒散的满足感。在他们看来父辈们不过渴望生活得更舒适,满脑子是把屋子铺满地毯,用上中央空调,每天吃美味的牛排,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追求太过平庸乏味。1963年,一个17岁的德国青年愤怒得抱怨:虚假的经济奇迹让人们认不清他们自己有多浅薄。年轻的存在主义者很难理解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很快乐。《休伦港宣言》是实现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宣言,发表于1962年,宣言中说:他们要我们相信生活在繁荣中的美国人应该心满意足,但是我们是当代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
很多反叛者都以自我为中心但性情温和,留着大胡子,涂黑色的眼影,浑身披挂象征着爱的珠子,离不开大麻,听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摇滚乐。他们自称是花的孩子,但是这些标志在老一代人眼里看来并不温和,墨西哥一个忧心忡忡的记者把这些离经叛道者命名为“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杀死父亲的人。
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把生活方式的反叛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来看待。激进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温德•布莱内斯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和人人参与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进行一场革命……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见识能够改变美国。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某些学生领袖也表达了类似的野心。
年轻的激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寻找灵感,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说: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舒适的、平滑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表征。马尔库塞说随着技术进步变革变得越来越困难,技术进步就像可以轻易开启一样也能够轻易地关闭一扇门。虽然像潮水一样涌现的新产品让人们面对很多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一点意义都没有,马尔库塞认为解决这种“不自由”的方法只有革命,只有打破现有的体系,真正的解放才可能到来。
1960年的问题
20世纪早期的激进分子口无遮拦得谈论革命,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抗议,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取得了胜利,让官方承认了学生们有抱怨的权力,这对官方插手校园的政治活动是个限制。整个60年代,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学生们都在抱怨同一个问题: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展,大学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厂。多数抗议者都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课程的内容,食堂里的伙食质量,考试的压力等等,总之陈规陋习限制着学生的行为,这是年轻人反抗的中心问题。
1965年5月越南战争扩大化,给了学生们新的借口和推动力。在美国尤其如此,越战可以说是年轻人个人反抗的动机,欧洲的学生也因为这场战争更加激进了,英国小说家安洁拉•卡特回忆说:因为越南战争,我们的未来变得阴晴不定。学生们自然而然的与越南平民站在一起,英国的学生们说:从我们考试的教室到越南的水稻田,看起来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它们折射了同样的社会类型,它们都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上。
欧美各地的年轻人都把这场战争看作美国政治体系隐含缺陷的完整体现,学生们的兴趣并不只局限在结束这场冲突上,而是延伸到改变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要想攻击一个社会的根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SDS的主席保罗•波特在1965年说: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想结束越南战争并且改变创造了战争的机制,那么美国人民就必须进行大众的社会运动。
继波特之后担任主席的卡尔•奥戈尔斯比继承了波特的思想,同样攻击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建制和批准了越南大屠杀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借用马尔库塞的思想,奥戈尔斯比把这称为“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通过阴谋诡计建立起来,让反动的权力以自由的面目出现。奥戈尔斯比呼吁美国人用革命的规则重塑国家。他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欲望给予我们真正的道德。他承认,有些人会认为他是敌视美国人的,但是他说不要因此责怪我,要怪就怪那些大声宣扬自由主义价值从而让我的美国之心破碎的人。
回顾整个60年代,你会为那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声称发现了永恒的真理困惑不已,许多年之后再回顾他的经历,SDS的活跃分子汤姆•海登承认:我现在还是不明白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这种真理在握的自信,这种为一代人发言的自豪来自那里,也许来自自我,极端放大的自我。对我们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像希望的灯塔,是大众运动的光辉事例,是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失望情绪的解毒剂。年轻人对毛泽东主义并不了解就全盘接受了,越南的胡志明是另一个英雄,如果说美国是圣经里的巨人歌利亚,那胡志明就是是敢于对抗巨人并最终打败他的大卫。但是最令人尊敬的革命是切•格瓦拉领导的,他在古巴的革命说明了几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带领被欺凌践踏的人们到达传说中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