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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年，圣女贞德出生在法国东部洛林地区的一户农民家里，在15岁的时候，她听到圣马歇尔、圣凯瑟林和圣玛格丽特的声音，要她去帮助皇太子，把法国从英国人手里解救出来。她剪掉头发，穿上铠甲，带领军队解了奥尔良之围，1430年她被英国人抓住，判为异端，烧死在火刑柱上。电影明星碧姬·芭铎，1934年出生在巴黎的资产阶级家庭，她的明星生涯开始于15岁，成为《Elle》杂志的封面女郎，七年后罗杰·瓦迪姆的电影《上帝创造女人》（1956）让她红遍法国。因姓、名首字母均为B，芭铎被昵称为“baby”，或称为BIKINI(比基尼)女孩。除了出名出奇的早，这两个女人毫无共同之处。贞德贫困一生，很年青就死去。芭铎已经七十多岁一辈子锦衣玉食。在天主教历史上贞德是地位仅次于圣母的贞女。芭铎被称为性感尤物，她反对女人穿军装，1995年梵蒂冈教皇接见了她，而贞德在活着时从没享受到这样的荣誉。但是贞德和芭铎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法国的政治形象。
法国政治的两极
贞德举起的洛林十字架（比一般十字架多一个小横杆)，五百年后，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自由法国运动中复活。英国首相邱吉尔评价戴高乐：他认为自己是贞德，不过我不能让我的主教烧死他，洛林十字架后来成为戴高乐主义的象征。芭铎成为政治符号，始于1969年，雕塑家阿里安·古东选择她作为“玛利安娜”的模特。玛利安娜这个女性形象，首先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后来演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这位女性不仅代表着美丽，还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如今每隔二十年选一位“玛丽安娜”模特。
在某种程度上，玛丽安娜和洛林十字架站在法国政治的两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兰西共和国传统
然而贞德（和洛林十字架）与芭铎（和玛丽安娜）也不能截然分开。勒庞（极右派国民阵线的领袖，从1974年起就是总统选举候选人）领导的现代法兰西运动从贞德那里吸收了很多灵感。在勒庞的办公室里有贞德像，而且他每年组织一次贞德节。勒庞与芭铎也很有交情，部分原因是因为芭铎第四个也是最长久的丈夫伯纳德·德奥马尔（工业家、国民阵线党成员）是勒庞的老朋友，部分是因为芭铎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她对穆斯林的敌意，把她推向了右翼国民阵线。
历史中变幻的形象
自15世纪起，贞德就是法国天主教的一个重要偶像，在死后不久天主教会就给她平反。1841年历史学家米什莱塑造了贞德民族英雄的形象。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洛林地区划归德国，贞德和洛林十字架更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巴黎金字塔广场附近的贞德雕像，就是1874年树立的。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非常重视教育和科学，崇拜一个不认识字的农女看起来讲不通，但是自19世纪晚期起，巴黎的年轻人心中就升腾起复活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需要贞德这样的偶像。一战期间，法国政府需要一个“国家圣徒”把教会和政府团结起来，所以1920年贞德被教会封为圣徒，这也是法国与梵蒂冈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歇尔·福煦（法国元帅，一战时协约国联军总司令）领头对贞德表示敬意，右翼思想家掀起了贞德崇拜的高潮。1945年以叛国罪被枪决的罗伯特 ·克洛岱尔编辑了当年审判贞德的文集。既歌颂贝当（法国元帅、维希法国的首脑）又歌颂戴高乐的戏剧家、诗人保尔·克洛岱尔，写了戏剧《贞德在火刑柱上》。天主教作家、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乔治·伯尔那诺甚至娶了贞德家族的后裔。
对芭铎的崇拜也有特定的时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法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如果说早慧作家萨冈小说中的跑车、爱情故事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字，那么芭铎便是它的图像版。她变成了新法兰西的标签，对于外国人来说很有卖点。她的英语带浓重的法语口音，但是她的电影在美国比在法国更赚钱。左翼的杂志编辑斯克瑞伯对法国现代化和法美竞争很感兴趣，他说芭铎就和洛克福乳酪（有法国乳酪之王的美称）和波尔多葡萄酒一样，对法国出口创汇非常重要。
任人评说
贞德已经死去好几百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所以后来的政治领袖们可以把任何想法塞给她。天主教右翼把贞德视为圣徒，但是反教会的左翼强调她出身贫家，还是被教会烧死的。在19世纪末期，亲德雷福斯（折腾法国12年的德雷福斯间谍案，使社会分裂为两派）派认为贞德是审判错误的牺牲品，反德雷福斯派把贞德看成是无条件的服从、忠诚于政府的榜样。在二战期间，抵抗运动的成员称颂她反对外来入侵，而与纳粹合作者强调她的反英国感情，而戴高乐对这两者都喜欢。
最近的一本书：爱德华•巴拉杜的《法兰西的贞德》（2003年），说明了贞德政治神话的复杂性。作为法国前总理和崇拜伏尔泰的理性保守主义者，巴拉杜虽然崇敬贞德但是他认为贞德神话应该在法国结束了，他说贞德神话能够流行两个世纪，说明法国社会一直缺少一个能让所有人认同的合法政体，法兰西早就该成为一个共和国，一个由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大众组成的国家。为什么一个前总理牺牲他宝贵的时间来谈论一个应该在法国终结的神话人物呢？也许看看他不停的提到另一个法兰西救世主——戴高乐就很清楚了。作为有名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巴拉杜否定贞德，是曲折的想扫除法国政坛上笼罩的戴高乐神话。
1961年一个自称是秘密军队组织（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军事组织）的成员勒索芭铎，要她为这个右翼恐怖组织捐款，芭铎断然拒绝，并且声称她不在纳粹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这一事件确立了她左翼的形象。实际上这个勒索她的人不过是个骗子，与秘密军队组织没有关系。而且芭铎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没有什么清晰的观点，她第一次遇到勒庞就是在1962年他们从阿尔及利亚看望伤员回来的时候。最近芭铎与右翼打的火热，在她的书《沉默的呐喊》（2003年）中淋漓尽致的表达她反移民的观点，她指责“回教入侵者”，“职业失业者”、“同性恋者”，希望恢复死刑，激怒了很多左翼法国人。很多人把这看作她对自己早先观点的背叛，在这种意义上，芭铎与贞德一样，她们在政治上的形象，往往取决于后人如何阐释和理解，而她们的真实思想，已不再重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何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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