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之死
轿车在秦城监狱的大门前停了下来，只见两位武警身挎冲锋枪，威严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身后是高墙和蓝天。
进出秦城监狱必须要有特殊的证件。我因为刚从上海赶来，没有这种证件。杨富年让我在车上等候，便独自下了车，向站岗的武警出示了证件，径直朝里面走去。过了一会儿，杨富年从里面出来了，他将办理的有关证件交给站岗的武警，轿车便开进了秦城监狱。前后经过三道门才到达里面，犯人的监房也都在这里面。
我被安排在一座监房里，这座监房就成了我在长达近3个月的时间里休息的地方。
说是监房，但这里却并非“暗无天日”，房里的设备远远地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如果不是不时看到一些来往的战士，真想象不出这里竟是一个监人之地。粉碎“四人帮”之后，被迫害的干部大都被释放，许多监房都是空着，参加预审的部分司法人员被安排在这些监房里，一人一间，有10多平方米大小，一张睡觉的铁床，房里有单独的抽水马桶。只是因为是监房，长方形的铁窗很高很狭窄，窗外布满着铁丝网，透光度不是很好。过去关犯人时，每次吃饭都是从铁门下面的一个小洞里递进来的。我们作为办案人员，当然不能再“享受”这样的“待遇”。
中午吃饭是在食堂里，参加预审的人员8个人一桌，自由组合。伙食每人每月45元，公家补贴。“四人帮”每人每月伙食35元。在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有小战士提着饭盒，来来往往地在为关押的犯人送饭，这其中当然包括“四人帮”。
在秦城监狱，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林彪、“四人帮”利用这座“特级监狱”残害高级干部的罪行，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四人帮”对甘英（特别法庭上担任审判江青的主审法官）的丈夫、中共北京市委原第二书记刘仁和曾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璋的迫害。
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人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将光着一双赤脚的他强行带走了，戴上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自从进了这里之后，他就再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则是一个数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号码：6803。
1968年1月，一个颠倒是非的简报送到了“四人帮”手中，刘仁于是就被升级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敌特分子”。“四人帮”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要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
刘仁经常被突击提审。
这种提审，实际上是对人从肉体到精神的一种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审的人员，就是在这种“突击提审”后，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对刘仁的突击审问更是残酷至极，每次都长达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极为痛苦。几十天折磨下来，使他每天咳嗽不断，有时一天吐痰达1公斤之多。“ 四人帮”妄图用此办法来摧毁刘仁的意志。
审讯室里，刘仁一双目光怒视着专案人员。
专案人员见刘仁经过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后，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头认罪”，就大声地问：“刘仁，你知道‘二月提纲’吗？”
就像当年从事地下斗争面对敌特的审问一样，刘仁泰然地回答：“当然知道。”
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文革搞的吗？”
刘仁：“不知道。”
专案人员逼问：“你一直在家养病，为什么突然要跑去参加彭真的这个会议？”
刘仁反问道：“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真让我参加讨论，我能不去吗？”
专案人员未想到刘仁会如此地反问，就大声地吼道：“刘仁，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和彭真为什么要背着中央文革的首长，搞这个‘二月提纲’？”
刘仁坦然地回答：“讨论‘二月提纲’的会议，他们是参加了，可为什么又说没有参加，是彭真背着他们搞的呢？这不符合事实。在会上，我也未见他们之间有过不同意见，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吵，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事情。”
专案人员一听，气得直拍桌子：“刘仁，你胡说，你要为你的这些言论负责！”
这时，刘仁将戴着手铐的手高高举起，毫不退让地说：“我是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讲违心的话，不能不尊重事实，决不能把党搞乱，我敢为我的言行负责！”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鉴。
刘仁再次被提审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难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却坚如钢铁，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线。
当年刘仁领导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开展斗争时，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党员，都是按照党的地下斗争原则进行的是单线联系。作为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的刘仁，以“老头”的代称领导着这支地下党员的队伍，一条条北平地下党员的线索，最后都归到刘仁这个“老头”的总指挥部，他是唯一一个了解北平地下党员全部情况的人。“四人帮”一伙知道，要想达到将北平地下党打成“特务窝子”的目的，能够提供全部情况的就只有刘仁一个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攻下刘仁，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目标。
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打错了算盘，刘仁这个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资格的地下党负责人，又岂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对于“特务窝子”的审问接连不断。
专案人员：“刘仁，你得老实交代你的特务问题！”
刘仁：“特务，谁是特务？”
专案人员：“你就是特务，解放前就潜入了党内。”
刘仁听后一阵大笑，用手提了提脚上的镣铐，屋子里便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声音：“请问，你们有凭据吗？有证人吗？要说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到城工部工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组建北平地下党的，为解放北平做准备。当年全市的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开展斗争时，你们都在哪里？你们凭什么说这些话，凭什么来审问我？”
专案人员被驳得理屈词穷，就冲上去拧刘仁手上的手铐，疼得刘仁头上直冒汗水。
专案人员：“说！你这个特务头子说不说？”
刘仁忍着疼痛站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党中央，问毛主席，问周总理，我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党员们，当年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工作的，他们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劳是不容污蔑的。我刘仁个人的问题你们可以审查，但绝不能任意污蔑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面对个人的生死，刘仁就是这样大义凛然。他深知自己作为当年北平地下党的“老头”，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安危而编造历史，嫁娲于人。如果自己有半点不慎，就会给当年的城工部，给北平地下党的党员同志们造成无法设想的后果。面对监狱、镣铐和非人的折磨，刘仁宁死不屈，不为解脱自己而尾随于人，也不为苟且偷生而取悦于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证明。有些同志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的问题，经过他的证明而得到了澄清。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捍卫了党，保护了同志。
刘仁被关在监牢几年时间里，吃饭都得举着被手铐铐着的双手，然后从门下面的那个小洞去掏窝窝头。睡觉时被规定脸必须朝外，被冰冷的手铐铐着的双手就得一直压在胸口的同一侧，时间一长疼痛难忍。到了冬天，手上的手铐也一刻不准取下来，连穿衣服都不准取，棉衣连衣袖都无法伸进去，只能披在身上。由于长期胸口受寒，肺炎不断，最后发展成了严重的肺结核。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加之没完没了的无情审讯和折磨，就连上厕所也要作为要犯严密看管，刘仁的两只手腕被手铐磨得露出了骨头，脚也被脚镣磨烂。
1973年10月26日，刘仁在秦城监狱含冤而死。“四人帮”的专案人员规定“他还没有结论，孩子们不能戴黑纱”，“不能向别人讲”。就连对刘仁的遗体进行火化时也不能写上他的真实姓名，而只能写上他的囚号：6803。
正如当年刘仁在秦城监狱里对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说：“我这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坐过外国侵略者的牢，想不到还要坐我们自己建造起来的牢房。”
1980年12月23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时，甘英担任主审审判员，她与同时担任此案审判的刘丽英、曲育才、黄凉尘坐在审判台的第一排。中央电视台特地对甘英播放了一个特写镜头，人们看到这位主审法官威严面容的时候，同时也看到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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