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到了北京饭店才弄清了事情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饭店一散会，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从各个单位一撤，北京市就乱了。北京饭店也开始乱。大家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怎样搞，到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结果，是到处糊大字报，揪斗“黑帮”。北京饭店的店、科领导大都变成了“黑帮”，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总理责成北京新市委解决北京饭店问题，新市委提出请解放军派人来管饭店工作。总理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才有了我们调来饭店工作的事。
北京饭店真是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我每天都感受着历史脉搏的跳动。
在无奈中实行军管
为了保证外事接待任务正常运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不得不分心关注北京饭店的工作。
就在我们进店和职工见面的时候，他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来参加会议。廖以丰富的涉外知识，风趣地介绍了外国人一些礼节上、生活上的习惯，解答了在运动中产生的在外事服务上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
然而，那时北京饭店已经深受社会影响，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叫“八一八”红卫兵，一派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我们进店的第二天夜里，两派的部分群众，就在六、七号餐厅之间发生了冲突，既动口又动了手。我闻声赶去劝阻，在混乱中也挨了皮带抽。我无奈地说，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是刚上任就挨了三皮鞭。为尽量减少来自社会的影响，周总理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切断饭店职工与社会上造反组织的联系。规定本店职工不得参加社会的造反组织活动，在店内自己搞运动，店外造反组织也不准进入饭店。
临近国庆节，响当当的造反派“北航红旗”来了几个人，要在中七楼挂下一条大标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的标语挂在外宾出出进进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向他们解释又解释不通。只好好言把他们稳住，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请示。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总理办公室回电话说，总理认为在外事场合挂这样的标语不合适，并由善做群众工作的阎广发同志出面，找几个服务员帮他们把竖标语改为横标语，挂在饭店车场外的松树围子外面，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发走了。
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迅速吹遍全国，“夺走资派的权”成为最时髦的口号。
但是，“八一八”红卫兵已经开始行动：每个科室都派了他们组织的人。这便给其他造反组织一个很好的攻击口实，说夺权是反动行为，饭店的权现在不是掌握在“走资派”手里，而是掌握在由解放军干部参加的新党委手里。和“八一八”对着干的“东方红”，希望新党委会就此全面否定“八一八”。“八一八”红卫兵慌了，集合在一起要我表两个态：一，夺权是革命行动；二，“八一八”是革命的组织。我说，夺权的行动是错误的，组织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不料这样的表态双方都不满意。尤其是“东方红”认为我袒护了“八一八”。他们决定要开大会辩论，由各造反派自行主持辩论究竟应该由谁来夺权。
大辩论从20日进行到22日下午，有一些外单位的人也进入了北京饭店，情况变得很紧张。到了晚6点多钟，宴会厅已经坐满了人，歌声、语录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时，为应付全国混乱局势而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进了西楼的前厅。有几个走过这里的青年服务员被总理叫住问话。后来聚到十几个人，总理索性坐在宴会厅前的台阶上，听他们陈述观点。总理看到贴在柱子上的标语不满意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你们这样闹的吗？”说后起身走进宴会大厅，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理向大家招招手，并未讲话，而是把各派的头头召集到贵宾休息室，用一个多小时耐心听取各派的发言。最后明确指示：北京饭店不能夺权，立即停止夺权的辩论；北京饭店的运动自己搞，外单位的人立即退出饭店；大家的不同看法，在深入进行大批判中解决；北京饭店因有外事接待任务，也是个要害部门，不能乱。
总理指示传达后，紧张局面暂时缓和下来，但吹进饭店的夺权风早把人心搅乱了，各种纠纷不断发生，班组长说话都不灵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已经得不到保障。油印的小报上开始攻击北京饭店的新党委。面对这种局势，回想四个月前进店时领导的期望，我感到很内疚。我便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北京饭店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信送出去不到十天，总理见到了我说：“你的信看到了，我不会让他们闹下去的。”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宋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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