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
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注意看中央发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加上天津解放后,宜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前途。解开这样一些思想疙瘩,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这“剥削”二字上做他们的文章的。他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你们开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刘少奇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说起。他说:
剥削不剥削,不是由你们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得剥削你,你不剥削也不行,你不被别人剥削也不行,这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在青年时期是有历史功绩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时期内,把生产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
至于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那要看是否具备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确私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做“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思想,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说了现时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具体说的是:
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 少奇指着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