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男孩(组图)

2009-05-10 04:46:00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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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伊坦·帕兹。

  1979年,纽约普林斯街和西百老汇街之间一个公交车站,伊坦就是在这附近失踪的。
伊坦失踪后,帕兹夫妇到处张贴寻人海报。

儿子失踪后,斯坦为找他不惜一切。

1978年,伊坦过六岁生日时,偎依在妈妈怀里。

1988年,嫌犯拉莫斯。

  5月25日是国际失踪儿童日,人们会在这一天组织“找回儿童”活动,教孩子们防范诱拐,教家长们防范孩子失踪。这一切都缘于一个名叫伊坦·帕兹的男孩。三十年前的这一天,六岁多的帕兹在上学途中失踪,其父为寻找孩子不惜一切,甚至将儿子照片印在牛奶瓶上,引起民众关注,导致里根于1983年宣布5月25日为全国失踪儿童日。现在,帕兹家人相信他们已经找到凶手,但是,他们是否还有机会知道全部真相?

  三十年前,数百名警察和大堆记者云集于苏豪地区斯坦和朱莉·帕兹的家,听这对表情痛苦的夫妇一遍又一遍地拼读自己孩子的名字:“E-T-A-N……伊坦。”

  帕兹的故事绝对是头版新闻。1979年5月25日,星期五,6岁多的伊坦戴着自己最心爱的美国东航的机师帽去上学,他家所在的普林斯街和校巴站所在的西百老汇街之间才短短两个街区,他竟然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是父母第一次让小帕兹自己走路去坐校巴,(伊坦自己是这么说的:其他孩子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能?)他们为这个决定而极度懊恼和痛苦。学校根本就没有发现伊坦没来上课,直到下午3:30本该是放学回家的时间,妈妈朱莉发现伊坦还没回家,于是打电话给邻居,看他是不是和伙伴们在一块儿玩。20分钟之后,她报了警。

  大帮记者拥在斯坦家原本安宁而阳光明媚的屋前空地上,平常时间,母亲朱莉就是在这里开办她的家庭式日间托儿中心,而身为商业摄影师的父亲则经常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编辑照片。大多数记者都还算有礼貌,你想想,在这样的时刻,能有什么轻松的方式去逼问孩子失踪的父母“你现在什么感觉”吗?但是,还是有一些小报摄影记者死皮赖脸地追问。“你们不介意现在好歹挤点眼泪出来吧?”一个男人对朱莉说:“等他们找到小孩尸体的时候,我也就不用再回来麻烦你们了。”

  虽然这可恶的话令帕兹夫妇终身难忘,但这位摄影记者倒是再也不用回来打扰他们了,伊坦的尸体一直都没有找到。尽管事情发生之后,人们为寻找失踪的孩子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在牛奶包装盒上印孩子的照片、设定了全国失踪儿童日———这对帕兹夫妇只能说是个小小的安慰,他们为此付出艰难的努力。30年过去了,从官方意义上说,伊坦失踪案对于纽约警方而言还没有结案,成为父母最悲伤噩梦的一个神秘而持久的象征。

  对美国整整一代父母亲来说,“伊坦·帕兹”这几个字萦绕耳边,终身难忘。一位在纽约长大的年轻母亲,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地上玩耍,直到晚饭时间才各自回家,她如今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听到伊坦失踪的消息时自己的反应:“伊坦事件之后,整个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哦,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啰。’”

  当局封锁真实消息,却大张旗鼓地进行一些误导性的宣传———强调曾经派出工作人员飞往以色列寻找伊坦———但公众对整个故事所知极少。执法部门通常的回应是“不予评论”。终于有一天,帕兹夫妇意识到,无论他们说些什么,儿子也不会回家了,于是他们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不再说什么了。虽然所居住的屋子充满了悲伤回忆,但帕兹夫妇一直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部分原因是“要是我们搬走后,他又想办法找回来了怎么办?”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被迫搬家。“在伊坦失踪之前,毕竟我们还有其他更美好的回忆,”斯坦说:“多少欢快的时光!我们在这里养育了其他几个孩子”———1979年时8岁大的女儿和两岁大的另一个儿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因为某些姓名都不详的坏蛋对我孩子做了什么而放弃这些美好的回忆。”

  帕兹夫妇也从未更换过电话号码,因为伊坦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号码。在一个电话记录本上,他们详细记录了每一个打来的电话,不管电话内容是多么疯狂或可恶。全世界都有人提供各种信息。其中有个精神病人来电称伊坦仍然活着,在意大利的一个省。警方也查问了同帕兹一家有关联的很多人,甚至严密地盘问了帕兹夫妇本人,不过,有一个环节可能还是疏忽了。

  但是,多年以来,斯坦心目中还是有那么一个怀疑对象;实际上,在每年伊坦的生日及失踪日这两天,斯坦都会将儿子失踪的海报寄给一个正在狱中服刑的囚犯。在海报的背面,他写下这样的话:“你到底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1979年时,约瑟·安东尼奥·拉莫斯35岁,是个流浪汉,他留着胡子,黑眼睛,声音出人意料的轻柔,常捡垃圾卖到下曼哈顿。他住在第4大街东234号的Al-phabetCity,这栋建筑所在的街区如今已经成为了让人艳羡的房地产项目,而当年这里住着些吃苦耐劳的人物,以及还在为生活艰苦奋斗的艺术工作者。曾在这里住过的一个人回忆说,孩童时期碰到过拉莫斯:当时他同妹妹在卧室里玩耍,突然看见一排玩具士兵和旧芭比娃娃魔术般地出现在窗前,原来是绑在一条几乎隐形的线上的。他打开窗户,伸手去够玩具。那条线猛地拉高了。他探身出去,看见拉莫斯站在防火梯上,打手势让他去爬那个生了锈的金属梯。但他没去,而是砰的一声把窗户关上,并告诉妹妹不要对别人说发生了什么。

  1982年,拉莫斯住在纽约最北端布朗克斯的一个大排水管里头。两个男孩告诉父母,拉莫斯曾偷了他们的书包,并试图骗他们进他住的地方。警察到他住处搜查到小孩玩具和一些男孩的照片,他们发现其中有很多是金发男孩,就像伊坦一样。当助理地方检察官问拉莫斯关于这些照片的情况时,他说,他们只是朋友。然后,这位助理地方检察官问了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拉莫斯,认识伊坦·帕兹吗?

  “不,不认识,”他很快地说道,不过他记得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他的消息。但是,过了一会,他主动说出了一个让助理地方检察官非常震惊的线索:

  “桑迪曾经照顾过他。”

  后来的调查表明,桑迪是伊坦失踪前几周,因为校巴罢工而被请来接伊坦放学的一个女人,拉莫斯曾经算得上是她的男朋友。她也有个儿子,在拉莫斯的住处发现的那些照片中,也有这个孩子的。

  帕兹夫妇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拉莫斯被捕案,以及拉莫斯与自家“临时保姆”之间的关系,这算是本案首次发现一个可能的嫌疑对象。这是斯坦一生中第二种最难熬的周末。3年来,他一直在猜想儿子的下落,有两种情况他觉得比较可能:一是邪恶和不可思议的势力诱拐了他儿子;另一种假设是,一位疯狂但心怀善意、很有母性的人正爱着伊坦,带他在某个地方过着正常的生活。斯坦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忽略第一种假设,沉迷于第二个假设。这帮助他度过了第一段难熬的日子。但如今,他得心怀恐惧,转而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一个娈童癖?在污秽不堪的排水管道?

  布朗克斯的地方检察官很快就宣布拉莫斯同伊坦案无关,但调查人员却不想放过桑迪这个新发现———即使斯坦对记者抱怨,他们夫妇对人们紧揪住“排水管案”不放感到不悦。最后,拉莫斯还是被释放,他离开了这个地区。

  后来,美国RudolphGiuliani律师所联邦检举人斯图亚特·格拉博瓦接手伊坦案。格拉博瓦身高6英尺,头发和眼神都很硬。他以极大热情投入调查,任何档案都不放过,最终又对拉莫斯这个娈童癖嫌疑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唯一的问题是当时没人知道拉莫斯在哪儿,他在几年前就消失无踪了。

  因此,1988年格拉博瓦一位同事再次检索拉莫斯的姓名时,面对结果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拉莫斯竟然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监狱里冒了出来!原来,这个家伙开着一辆旧校巴到处游荡,当他盯上嬉皮组织“彩虹家庭”的年度聚会,拿出玩具想诱骗小朋友时被人识破。1987年,拉莫斯被判3年半至7年监禁,罪名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强暴猥亵罪———其犯罪对象竟然只有5岁!

  格拉博瓦将这个囚犯带到纽约来审问。拉莫斯刚到时明显情绪高昂,他以为叫他来只是因为他在街头卖东西没有交税。格拉博瓦一开始并不点破,让他自以为是———然后,突然口风一转:

  “你有几次试图同伊坦·帕兹发生性行为?”

  拉莫斯脸都白了。“我猜你是有了证人,”他说:“我会把什么都告诉你。”他呜咽着承认:是,伊坦失踪当天,他确实曾带了个小男孩到他的住处,想实施性侵犯。没错,他90%可以肯定那个男孩和他后来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同一个人。不过,当男孩拒绝他性交的要求后,他放他走了,甚至还陪他走到一个地铁站,和他挥手再见。

  “胡说!”

  “不,这是真的。好吧,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得了,”拉莫斯说。但是随后他要求请律师。几天后他再来时戴了顶犹太人式的圆顶小帽,以显示他自称新发现的犹太血统,一位法律援助律师陪在他身边,建议他保持沉默。面对这桩已发生9年、诉讼时效已过的性骚扰案,格拉博瓦只能另想办法。

  猫抓老鼠的游戏还得玩下去。格拉博瓦警告拉莫斯,如果这次不能让拉莫斯因为伊坦案而获罪,他就会去宾州与俄亥俄州边界一个名叫沃伦的地方,调查另一桩旧案,另一个“彩虹家庭”男孩被鸡奸的案子。“你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吗?”拉莫斯嘲弄地说:“边远蛮荒的地方,简直是个不毛之地,你根本不会去。”

  “你等着瞧,”格拉博瓦说。他前后花了两年时间,走了无数前所未有的法律程序,最后于1990年11月成功将拉莫斯送入监狱,预计最长可达20年。但这并非格拉博瓦最终的目的。这只是整个计划的步骤之一。

  狱中的拉莫斯深恨这位检举人,开始向狱中熟人打探格拉博瓦的住址。格拉博瓦决定趁机反击,他招募了一个名叫乔恩·摩根(化名)的男人,为其效力。

  1991年,格拉博瓦在联邦调查局(FBI)特工玛丽·加利甘的帮助下,用了几个月时间精心策划,将拉莫斯转到一个联邦监狱,然后把摩根安排进拉莫斯的监仓。摩根以前是个化学垃圾销售员,样子谦和。1991年冬受雇参与格拉博瓦的计划时,他通过了测谎,然后来到位于Otisville的联邦劳教机构。

  几天后,摩根和拉莫斯在路上相遇。像平常一样,拉莫斯提着厚厚一摞资料:法庭记录、传票、新闻剪报。“你为我找的那个地址,现在有什么进展?”他问摩根:“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你为什么想要格拉博瓦的住址?”摩根问。

  “我认识一个外边的人,他可是个爆破专家,而且他还欠我个人情。”

  看上去拉莫斯很难有机会成功实施这个爆破计划,但监狱档案室下了一道命令,就是拉莫斯获释前一定要通知格拉博瓦,后者也很快开始用一把遥控钥匙从几码外的地方来启动汽车。

  格拉博瓦的计划进展顺利。当拉莫斯的同室狱友搬走之后,摩根住了进来。两人各自躺在架子床上谈天说地,摩根不断将信息传递给格拉博瓦和加利甘:拉莫斯谈到自己在海军时的日子,曾花2500美元在佛罗里达买了部校巴……这些资料都得到了证实。

  最终,摩根带回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信息。“拉莫斯知道伊坦校巴的线路,”他告诉格拉博瓦:“他知道1979年时这部校巴要停靠的所有站点,而且他说伊坦的那一站是苏豪地区的第三个站。”

  平时拉莫斯常在双层架子床下铺看斯蒂芬·金的书,而摩根则在上铺偷偷记录他们之间的谈话。拉莫斯对自己的前女友桑迪充满敌意,摩根对此印象很深:“说她是个‘臭婊子’。拉莫斯谈到每个女的都说是婊子、烂货,或者是其它难听说法。很显然,他不喜欢女的。”

  两周过去了,摩根的耐性也在消减。没有多少新线索,拉莫斯还经常说些自相矛盾的话。他一会说,检方永远无法控告他谋杀了伊坦,因为找不到尸体;转眼又会说,总有一天,伊坦会活着出现在大家面前。摩根觉得这种精神错乱令他抓狂,他不想再呆在里面了。

  于是格拉博瓦开始实施计划的第二阶段,选择旁边监仓的杰里米·费雪代替摩根继续打探。费雪在Otisville碰到过拉莫斯,有一天,在犹太教仪式之后,他听见拉莫斯大声说:“伊腾,伊腾,我并不是存心要害你。”格拉博瓦和其他少数几个人知道,拉莫斯就是将“伊坦”念作“伊腾”。

  费雪身形瘦削、面相狡猾,留着大背儿头,比摩根要奸诈和世故,让人难以信任。不过,在与拉莫斯的对话中,他却能探知一些新鲜而有用的细节。在这方面,费雪很有一套办法。他恭维拉莫斯,说苏格拉底也喜欢男孩;他扮演临床治疗专家,让拉莫斯清楚描绘自己是如何锁定犯罪目标的,包括一个唐氏综合征患者,还有伊坦·帕兹。

  费雪说,拉莫斯告诉他如何强暴了这个男孩———不仅仅是试图强暴———甚至讲了怎样在普林斯街带走他的。

  “他为什么愿意跟你走?”费雪问。

  “我就走上前去跟他说,‘嗨,记得我吧?我是桑迪的朋友。”

  不过,和摩根一样,费雪也没能让拉莫斯完全讲出自己的故事。说拉莫斯“走运”其实也用词不当,毕竟他已经在监狱度过了差不多23个春秋,只是,在费雪探问出全部供词之前,拉莫斯却偶然发现了这位新室友的真正目的。

  “让他滚出去,”拉莫斯大声尖叫:“他妈的是个奸细。”

  “如果我是奸细,”费雪说:“那么你最好小心点,我已经掌握足够的情况可以告你谋杀。”然后紧急事件的铃声大作,狱警不得不将两人分开。

  “格拉博瓦知道我干了那件事,”费雪记得拉莫斯这样说:“因为没办法搞掂我,他真的是痛苦不堪。”

  格拉博瓦说,拉莫斯讲话就是喜欢夸张。不过,这位前任检举人也承认了自己的挫败感。当该案最终不归格拉博瓦管之后,所有告密人报告的信息资料以及其它证据都移交给纽约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但一直到拉莫斯服完因宾州案获得的刑期,由罗伯特·摩根特领导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还未能因伊坦案起诉拉莫斯。不可否认,这样的起诉确实很艰难,尤其是根本没有找到孩子的尸体。2000年的时候,纽约NYPD派出法医小组再次搜查了第4大街东234号,采用了现代化的DNA技术,但也只是找到一些动物的遗体。

  1991年,当格拉博瓦和加利甘移交他们搜集到的证据时,联邦调查局向帕兹夫妇通报了伊坦案的调查情况,表示相信是拉莫斯杀害了伊坦。帕兹夫妇什么也没说,但无声的泪水夺眶而出打湿了朱莉的脸,斯坦则强忍泪水,把手轻轻放在妻子的肩头。

  认定拉莫斯杀害了他的儿子之后,斯坦的痛苦变成愤怒。他和格拉博瓦(如今管理着一家木匠权益联合基金会)都对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没有进一步行动十分不满。“我们一直期望地方检察官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斯坦说:“应把档案提交给大陪审团,让其他人也看看这些证据。”

  苦于地方检察官的不作为,斯坦于2001年针对拉莫斯提起错误致死控诉,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宣称伊坦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死亡。其实,当2000年斯坦和格拉博瓦、律师奥戴尔共进午餐,谈论如何起诉拉莫斯时,他心里就相当清楚妻子朱莉会作何反应。“这样做也没法让伊坦回到我们身边,”她说。这只会让自己的生活,以及整个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朱莉不像丈夫那样猫在家里处理自己的业务,她要外出工作,每天得搭地铁进城,在一个繁忙的公立学校做事。是她,而不是斯坦,需要面对那些“好心人”的关心和询问,他们会声称自己在1982年或者是昨天看见过伊坦,这简直让她心力交瘁。各种媒体还会又一次找上门来,而她已经在这种地狱般的生活中耗费了人生的三分之一。“你自己去告吧,”她最后这样对丈夫说:“我完全不参与。”斯坦只得独自签署了文件。

  三年之后,一位民事法官裁定拉莫斯对伊坦的死负责,并象征性地判赔斯坦一家经济损失200万美元,这些钱他们永远见不到,也不会要。这次诉讼只意味着事件将告结束。

  “别搞错了,”斯坦说:“我可不是整天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只顾着伤心,只想着报仇;但是,为了给伊坦一个公道,我可是等了足足30年。不管多久,我都会一直等下去。”

  他和格拉博瓦还是担心接下来的几年会怎么样。上个月,在狱中档案所留的那张条起作用了,监狱给格拉博瓦打电话,说拉莫斯又给减掉了16个月的刑期,将于2012年获释,而不是原先的2014年。斯坦说:“因此,我们所策划的那些行动,利用30周年纪念日扩大宣传和新的地方检察官选举———所有这些事情都得加快进度。”

  两个月前,89岁高龄的摩根特从地方检察官的任上退下来,继任者是莱斯利·克罗克·斯赖德,她2005年就见过斯坦,当时她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对斯坦说:如果自己当选,将会由大陪审团来审查所有的证据。而摩根特对斯坦的答复是:该案具有“优先权”,但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不会起诉。

  “优先权?”斯赖德说:“你现在可以看出到底有多优先!”她尤其不满的是,虽然斯坦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有接触,摩根特本人却从未应帕兹夫妇的要求坐下来面谈过。

  斯赖德和格拉博瓦早就打过交道:他们在法庭上曾经碰过面,他当时是年轻的公设辩护人,她则是助理地方检察官。因此,她很认真地倾听他的判断。

  “我一直都确信那两位线人的可靠性,也相信其它证据的有效性,”格拉博瓦说:“这些证据都准确地指向拉莫斯。我想他是毁掉了尸体,实际上,他曾说过他们永远无法找到孩子,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有尸体。我想是时候再努把力了,时间紧迫。”

  我最后一次试图接触桑迪·哈尔蒙的时候,她还住在纽约。至于拉莫斯,这些日子他很少说话。18年前我采访过他,这是他接受的唯一一次电视专访,但当我准备写一本关于此案的书时,他却拒绝与我见面。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开始写信给我,谴责人们对他不公,并请求我给他几千块钱以更换打字机、电视什么的。在信中拉莫斯还说,从5岁开始他就受到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关于小时候的遭遇,我根本不知道该抱怨谁。”

  根据费雪的说法,拉莫斯在狱中会说起伊坦:“我每天都在怀念他。”或许总有一天,他的怀念会赢得最后的胜利。译:Gary

  

netease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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