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处于空前危机之中，五四表面是启蒙运动，但那时知识土壤特别贫瘠，除了几个口号，没有太多启蒙内容！”5月31日晚，在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论坛特别讲座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著名中国思想史家林毓生先生，谈到科学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的兴起背景时这样表示。他此次讲座的主题是“五四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以科学主义的兴起为例”。
秩序危机与科学主义的匆忙填补
在林毓生看来，那时知识精英的局限性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这位深受韦伯、波兰尼、哈耶克影响的华人思想史大师深刻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如何“深入人心”并迅速传播的。
中国传统秩序非常稳定，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虽然也有朝代的更迭，但政治思想文化包括社会秩序都非常稳定，尤其是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在中国传统中师道代表的道德权威与天子代表的政治权威是二维的，还有家族因素等在起作用，社会秩序虽然没有完全整合在天子制度之下，但基本由天子制度所决定，比如科举制度就是为天子制度服务、文化制度也是由天子制度所决定。思想文化秩序高度整合在政治秩序之中，政治秩序的解体便蕴涵着科举制的崩溃，也蕴涵着思想文化秩序的解体，虽然也还有游离分子。这蕴涵着重要的历史后果，产生极大政治秩序危机与思想文化危机。
西方有人类学家说，当政治秩序系统与社会系统崩溃以后，文化也因迷失方向而发生危机。五四时期，也正是社会的这三重危机为意识形态的兴起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
意识形态的四种特征
林毓生的演讲中的一个关键词是“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有很多种，林先生认为大致有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凶悍的、强硬的、顽固的、封闭的，一种是柔软的、开放的。
林毓生描述了他认为的“意识形态”的四种特性：第一是系统性。系统面对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社会问题，越是在社会处于智识危机的时刻，意识形态越容易崛起，也越僵化。系统性当然并不蕴涵正确性。第二是封闭性。它对外界所提出的反证的事实、逻辑，可以视而不见。封闭性导致丧失自我批判、反省能力。第三是极强的化约性。试图用最少的答案解答最多的问题。第四是神圣性。介入行动时，当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世界难题时，意识形态就容易产生，“越想越高明”。处于该意识形态里的人，认为相信意识形态领袖是道德情操的表现，并认定，相信意识形态的人比不参与该意识形态的人有道德优越感──“我比你更神圣”。科学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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