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保守派看五四：一场灾难

原题：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中国的一场灾难

国民党和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及其作家对运动的看法，代表了民族主义和传统派的观点。如前所述，孙中山在逝世前曾以政治的理由对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给予了支持。但他从民族主义的理由出发，从未完全同意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孙中山对于五四运动的这种矛盾态度，导致后来常常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争论和混乱。其中进步的、自由主义一派人和一些以前参加过运动的党员所持的观点或多或少与前述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相似，但这派人一般在党内没有什么权力。另一派持保守观点的人，特别是那些民族主义和传统派倾向较强的人，他们或者贬低整个运动，或者批判其在对待民族遗产方面所持的破除偶像的态度。

为了了解国民党官方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最好的方法是考察一下蒋介石对这个事件的态度。在思想意识方面，蒋所受的教育与新思潮有很大差距，但五四运动肯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蒋在日本东京军官学校接受了军事教育后，从1917到1923年过着隐退的生活。1917至1918年间他住在上海。从1918年秋到1919年夏天，他在陈炯明领导的广东军队中任团长（原文如此。关于蒋介石的生平，可参阅《人物传记》“蒋介石”条，《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23辑。中华书局，1988年。——译注），大部分时间是在福建山区度过的。1918年，蒋已是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直觉主义和能动主义的信奉者（后来他成为孔教信徒、清代曾国藩的狂热崇拜者）。“五四”思潮看来对他有某些影响。1919年7月底，他曾打算赴欧美学习。他除了阅读过大量正统的中国哲学、历史典籍及理学著作外，还开始阅读现代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例如马歇尔（Marshall）的《经济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俄国革命史、有关日本新村运动的书籍、易卜生传及《新青年》、《新潮》等。他还埋头学习英文和俄文。1919年10月他访问了日本，发表了几篇论外交关系的文章，鼓动重新考虑对俄国政府的政策。从那时起他开始对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形势持乐观的态度，并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和苏联红军所施行的方法产生兴趣。由于这个原因，孙中山1923年８月派他赴苏学习，随行的有国民党员王登云、共产党员张太雷及沈定一，后者是国共两党党员。蒋在苏联呆了3个多月。12月15日回到中国后，他开始持反帝态度，并对苏联共产党对中国所怀的企图产生戒心。蒋在1927年以前曾实行孙中山支持五四运动的政策，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蒋似乎很强调反军阀，尤其是反列强侵略的民族情绪。1943年，蒋在提到中国民众对二十一条及其他中日秘密条约的痛恨后说（未还原）： 这些国耻违背我国民的希望，有损我国民的自信，激起我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要求的最鲜明的表现。在国民强烈的革命要求之下，军阀官僚的政治，只有没落的一途。随后，蒋还把后来的国民革命描述为根除军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因此总地来说，蒋对五四运动的赞同主要是因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面。他对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都加以攻击，理由是他们没有给中国的传统文明以适当的尊重。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盲目地崇拜与中华民族心理和气质不相容的外国思想，这使得中国人失去了民族的自信。这两派只是模仿西方思想的表面，而没有适当地注意中国的实际需要。

至于思想和学生生活方面，蒋指责思想改革者教唆青年人违背道德原则、法律和政府命令，从而对他们进行腐蚀。的确，蒋介石不但因为改革者破除偶像的教导而对之严加批判，同时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个思想也加以反对。尽管孙中山曾高度赞扬五四运动的成就，并要求其追随者支持这个运动。蒋说：

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 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

在蒋看来，医治思想和文化生活中这种堕落的方法，是知识分子实行“自律”，同时民政与军事也必须相互配合。至于科学和民主，对于它们的意义，蒋与思想改革者持不同看法。1951年，他把“民主精神”解释为“纪律”，把“科学的意义”解释为“组织”。他说，作为对科学和民主的补充，民族主义或伦理道德应作为第三个口号而加以提倡。出于其正统的和强调力行哲学背景，蒋很可能是真心实意地反对新知识分子对传统的重估。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保守派一直提倡一种一般说来是传统主义的政策。他们对新文学和白话文态度冷淡，而倾向于褒奖民族遗产，特别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如“忠”“孝”之道。他们还要求一般老百姓读经尊孔。1952年，即国民党被从大陆驱除后三年，蒋介石又重弹“读经”和批判五四运动的老调。他说（未还原）：“孔经是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强大武器，没有任何理由要把它们抛弃。我听说民国初年在北大的大多数我党党员反对研究古代经典。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有革命或改革。我曾经说过，五四运动由于没有考虑救国的根本问题，因此尽管它提倡科学与民主，其本身仍有许多缺陷和困难。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诞生地，也正是这所学校提出了上述两个原则（即科学与民主），但是30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原则无法挽救我们的国家。”他接着提出，要重新整理经典，而且所有学习文学、法学、历史、地理、哲学等科的学生都要对之加以研究。这篇文章再次加强了传统主义者的力量。台湾的高级官员再次提出，孔经应是一切升学考试的科目，并在所有学校中讲授。一些自由主义者恢复了他们温和的反对，老的争论重又展开。在辩论中保守派指责五四运动要为国民党的战败和大陆共产党的兴起负完全的责任；而反对派反驳说，保守派的观点不过是重复了诵《孝经》可以退顽匪这种陈旧的荒谬想法。大多数中国新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受到五四运动打破偶像思潮的熏陶，对这种官方政策都激烈反对。这种种冲突驱使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民族主义政府的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