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后，许多自由派作者在论及这个运动时都采取这种观点。为了支持这种论断，他们强调五四运动促进了“以大众活语言的新文学取代文言文的旧文学”；它是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对人生及人的价值的颂扬反对对它们贬抑的运动”，是一场“由那些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并试图用现代历史批判和研究的新方法论对之加以研究的人所领导的”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另外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作者，把欧洲文艺复兴看作是在中世纪旧秩序桎梏中挣扎的新生资本主义社会所要求的一场运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因而在欧洲得以复活。而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经济也从中世纪状况发展到资本主义状况，并提出了类似的文化上的要求。但由于现代欧洲文化比古代中国文化更为先进，因此把前者移植到中国比复活后者更好。尽管如此，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依然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在五四运动诸特点中，有一些看来确实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半中世纪式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白话文问题，必须把个人从传统思想、制度和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等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这两个运动共同的背景。但它们的不同之处更多，这些不同使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置于不同的范畴。首先，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是一种商业革命的景象，伴随着对于扩张市场的强烈需求，最终在国外开拓殖民地；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则处于从农业经济向一种初始工业经济过渡的阶段，同时面临着充分工业化的西方和工业化程度稍差的日本的威胁。其结果，中国的经济成了一种半殖民地式的而不是扩张主义的。这种区别实际上使五四运动处于一种与欧洲文艺复兴十分不同的经济背景中。
此外，“五四”时期的中国人虽也提出了个人自由、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等要求，但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中世纪欧洲人所不曾提出的要求。由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它从19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所得到的经验，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要求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独立和个人经济平等的国家。正由于此，民族主义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且导致不久以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
欧洲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代文明兴趣的复活，是寻求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取代中世纪的思想。对这些古代文明的研究，是整个文艺复兴革命性的一个方面。而五四运动完全不是一个复辟运动。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中植入一种现代文明，并伴随着对旧文明的严厉批判。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它与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结论是相矛盾的。认为用现代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特点相似，这种假定甚至连一半的真实性都没有。早期对中国古代风俗和经典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它们的一种批判，目的是以新的创造取而代之。当时的时代精神即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主流从来不是要恢复古代的精神，如果说有什么恢复的话，那就是由于从西方输入新学而导致对古代文化真实本质的重新挖掘。五四运动的推动力是现代世界新的文化知识，而对于遗产的研究只是这些新学的果实之一。至于“整理国故”，它可看作是五四运动后来的一个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极端保守派用以阻碍对西方研究的一个借口。中国的古代文化和经典与古希腊文化有本质的不同，科学和民主不是古代中国的特征，认为五四运动意味着古代文明的再生是错误的。
对五四运动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解释，最雄辩的论据是它采用白话文作为国语，同时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但即使在这种意义上，两者的类似也是很有限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以白话文创作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在运动期间及以后写成的。而在中国，许多优秀的白话小说在“五四”时期以前几百年就已存在了。五四运动主要是在下述两种意义上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 白话文在五四运动后被承认为所有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媒介，并被确定为国语；其次是使文学题材发生了改变。五四运动看来只是在前一种意义上才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某些类似，至于后一种意义，中国新文学曾有一个短时期热衷于人文主义，但很快就发展为一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物，后来基本上又变成一种被利用来作为政治工具的“革命文学”。在精神实质上，“五四”时期的文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极少有相似之处。
最后，西方文艺复兴这个词本身是含混的和有争议的，而中国作家在使用这个词时更不严谨。在他们所作的广义的解释上，文艺复兴不仅适用于五四运动，也适用于中国历史上以前的四次文学和思想改革运动。这样不严格地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只能混淆而不是澄清五四运动与其他改革的意义。
梁启超和他的支持者也曾把一个不同时期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比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他在1902年指出，清代的某些思潮，特别是在恢复传统研究方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1919年初，梁与蒋百里等一些人对欧洲进行了访问，他们在那里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作了认真的研究，从而更加强了他们的观点。蒋在他1920年出版的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书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详细的探讨，并从这一角度对中国所发生的思想变革作了解释。蒋与梁据此先入之见进而认为，清代以后中国的形势也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模式相应，即面临一场“改革”，他们所指的除了一种新的文学和艺术外，还指中国可能出现一种“新佛教”。这意味着“五四”时期是“中国的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思想事实上显示出梁启超及其追随者试图推行一种基于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东方的精神文明”，认为它是文明的最高阶段。鉴于20年代反宗教运动和自然主义及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把“五四”时期比之于一场欧洲模式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除了以上解释外，还有一些著述者提出“五四运动”是Aufklrung，或中国式的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这看法的理由显然是由于五四运动中盛行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个事实。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们几乎像笛卡尔一样怀疑一切，像伏尔泰一样蔑视偶像。他们倡导明晰的思想和以功利主义的标准评价一切。他们的精神是一种批判和摧毁的精神。他们诉诸理性而不是习惯，诉诸自然而不是人定的规律，诉诸于人道主义和美的意识而不是伦理规则和宗教。他们怀疑一切在他们看来未被证实的东西。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解除旧习惯、旧风俗的束缚，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摧毁旧的传统，使人们对于改革持更开放的思想。一句话，他们为一场伟大的改革鸣锣开道。在所有这些方面，五四运动确实更接近于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但五四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仍然有一些基本的不同。例如在启蒙运动中，封建贵族被新兴的中产阶级所推翻。而在中国，中产阶级没有独立地起到这样一种作用，相反，它是各种新兴社会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日益衰落的旧党派的联盟。
从西方历史的角度对五四运动所作的任何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出入和引起误解。这些作者解释的主要错误，看来是忽视了新知识分子担当政治和社会势力的领导的重要意义，以及新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意义。但他们的解释在使五四运动，特别是其初期阶段的某些特征变得更为清晰方面，仍然是有某些价值的。
摘选自《五四运动史》 （美）周策纵/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周策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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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