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五月四日那一天（九）

夜囚警察厅

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但所执者，未必即为打人毁物之人。昨夕，已有人为之向警厅取释，以免再激动群情云……

就像匡互生所说的，等到军警正式捕人时，“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人，这时多半也已经筋疲力尽地跑回学校休息去了”（《五四运动纪实》）。剩下少数维持秩序、零星掉队或围观的，在大批因警察总监及步军统领的督阵而变得积极起来的警察包围下，只好束手就擒。32名被捕的学生中，北大20名、高师8名、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1名。

当晚７点，游行学生被捕的消息传遍九城内外，各校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紧急商议营救策略——因传说被捕学生将被“军法从事”（见1919年9月出版的《学界风潮纪》上编第二节）。其中北大三院的集会气氛最为热烈，更因蔡元培校长出席讲话，对学生的爱国动机表示同情，而得到广泛的报道与追忆。

至于当晚的若干秘密会议，若曹汝霖与其党羽如何在六国饭店窥测时势并确定反攻战略、钱能训总理又如何在家中与内阁成员商议惩戒大学处理学生，还有上述报道提及的保释被捕学生的努力——后者很可能指的是汪大燮、林长民等。因《晨报》乃梁启超这派政治文人所办，对“鼓动学潮”的国民外交协会之内情了解较多；而报道所提的保释理由，如“以免再激动群情”、“所执者未必即为打人毁物之人”等，与汪等第二天具呈警厅要求保释之文大致相同。

比起政界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活动，被捕学生的命运，更牵动时人及后世读者的心。狱中学生备受虐待，但依旧抗争——此类想当然的戏剧化描写，很难满足读者了解具体细节的欲望。当事人的回忆，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可未必准确。

被捕的高师学生陈荩民，在《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谈到被捕后关进步军统领衙门，当晚押解到警察厅。被捕学生分数间关押，“我和高师同学向大光及其他学校学生共七人关在一间牢房内，共用一盆洗脸水，待遇虽十分恶劣，但大家精神抖擞，毫不畏惧”。而北大学生许德珩则称：

我们三十二人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两相比较，自是许说更为精彩。其实，二说均有纰漏，合起来，方才是完整的图景。因为，五四那天被捕的学生初分两处（步军统领衙门12人，警察厅20人），到了深夜，方才全部集中到警厅。32人共一屋，那是第一夜的情况；六七人关在一间牢房，则是翌日的调整。至于待遇恶劣，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以此前此后监狱里之动辄刑讯拷打，想象五四被捕学生之悲惨命运，实多有差谬。

5月6日的《晨报》上，刊有《学生界事件昨闻》，共分九个小标题：昨日各校之罢课、被捕学生之姓名、学生被捕后之况状、各校长之会议、北京社会之不平、汪王林等请保释、教育厅长之辞职、六国饭店之会议、章宗祥之伤势。其中“学生被捕后之况状”一则，对我们了解被捕学生在狱中的生活状况，有直接的帮助：

各学生被捕入警厅后，前夕即由该厅略加讯问，未有结果。闻厅中对于学生尚不苛待，前夕共腾出房子三间，使三十二人者分居之。而学生则不愿分居，仍在一处住。昨日由该厅备饭，每餐分为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有前往看视者，学生皆告以我辈在此尚未所苦，惟外交问题如何则极为关念。中有托人带信，勉勖同学仍以国家为重者，并谓在厅阅报等尚颇自由云。

是否《晨报》记者刻意美化当局，修饰血腥的监狱生活？恐怕未必。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晨报》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抨击政府，即便屡被警厅告诫，也仍不改初衷。更何况，这篇报道的基本情节，可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