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赵家楼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游行队伍向北、向东、再向北,再向东……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学生们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据说仍然排列整齐的游行队伍,终于来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这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所有门窗紧闭,周围有200军警把守,按理说,不该出现如下戏剧性的场面:赤手空拳的学生破窗入室、打开大门,殴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事后大总统徐世昌发表命令,责备警察“防范无方,有负责守”;曹汝霖则认定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与他作对,纵容学生放手表现。将警察之“防范无方”,归咎于上司示意放水,或者像众多回忆录所说的,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化,恐怕均非事实。持枪的警察,面对如此果敢的学生,仓促之间,确实不知如何处置。
“赵家楼”这场戏,乃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从事发当天到现在,出现无数版本,实在耐人寻味。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情节,历来众说纷纭,需要进一步确认。一是何人冒险破窗,二是何以放火烧房。
匡互生撰于1925年的《五四运动纪实》,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30年代初匡逝世时,同学熊梦飞撰写纪念文章,称“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忆亡友匡互生》)。到了50年代,匡的另一位高师同学周予同进一步证实:“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理由是,游行当晚,周回学校时,见匡满手鲜血,说是敲玻璃敲的(《五四回忆片断》)。后来,关于匡击破铁窗的故事,便越传越玄,几乎可与武侠小说相媲美。
60年代初,高师学生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称:“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接下来,便是警察拉后腿,众学生帮忙解脱;“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枪口对着他”,于是开始演说,终于警察良心发现,把枪放下。
70年代末,另一位高师学生夏明钢(原名夏秀峰)在《五四运动亲历记》中的描述更精彩:“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80年代中,又出现新的版本,开始注意曹宅院子的高墙。写作者仍是高师同学,名叫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但是,擅长武功的匡互生第一个跳进曹家院子的故事,受到另外两条材料的挑战。以下两篇文章的作者,也都是五四那天的活跃人物,而且均于当天被捕。一是匡的高师同学陈荩民(原名陈宏勋),在撰于1979年的《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有这么一段:
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
另一个自称踩在匡君肩上爬上墙头的,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许称匡日休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以下:
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
陈自称“第一批”跳入曹家院里,而许所说登上窗台的是“我们”,都没有一口咬定是自己独自一人首开纪录。问题是,如果陈、许的说法属实,“甘当人梯”的匡互生,便不可能第一个跳进院里。可谁又能保证陈、许60年后的回忆准确无误?
高师另一被捕学生初大告,大概意识到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于是兵分两路,互不干涉:“高师同学匡日休奋勇踏着人肩从门房(传达室)后窗爬进,打开大门,另外一个高师同学陈荩民越墙而入,学生们一拥而入,发现曹汝霖等已经听到风声从后门逃走。”(《五四运动纪实》)本意是弥合矛盾,没想到这下子更乱了,小小院子,能否如此迂回包抄?再说,如果墙上无窗,自是不难攀越;窗下无墙,似乎也很容易打开。聚集于曹宅门外的大批学生,何必徘徊再三?让匡、陈分开突破,表面上解决了高师内部说法的矛盾,可还有北大学生许德珩的脚下到底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比打开天窗更具有戏剧性、也更扑朔迷离的,是“火烧”赵家楼。1919年7、8月间出版的《五四》和《青岛潮》(龚振黄编),都反对学生放火一说。前者列举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说,结论是:“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后者更将电线走火与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创作出如下绝妙画面:“时正酉正,电灯已燃。未几,火起,众大愤,始知曹将烧死学子,以为泄怨计。”40年后,杨晦还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简单:“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杨文“政治正确”,但没提供任何新证据,曹家自己放火一说,很难坐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