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谈论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五四运动,思路及策略千变万化:可以长时段研究,也可以瞬间描述;可以全景透视,也可以私人叙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复原。鉴于有关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于前者,本文希望拾遗补阙,关注“瞬间”、“私人”与“感性”,希望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展现那不大为今人关注的另一种五四风貌。
本文假定读者对五四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已有总体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政治抗议的具体细节。在众多关于五四运动的描述中,我选中《晨报》1919年5月5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的文章,作为基本的叙事线索。因其系记者的“现场报道”,虽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比起日后各路人马越来越丰富的追忆,显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认有“真相”一说的话。以下的叙述,先引一段上述《晨报》文字,而后才是我的考辨与发挥。希望如此古今重叠,能帮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重睹当年情景。
花开春日
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记者忙即下车,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学生之所以游行至东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并“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寄希望于美、英等国主持公道,是否过于天真,这且不论。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码美国公使可以出面接纳说帖,若如是,学生之激愤将得到很大缓解,事件很可能不会进一步激化。无论是当时文件,还是日后追忆,都表明学潮的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的计划。
历史本来就是“万花筒”,充满各种偶然因素。当初事态紧急,群情激昂,没人顾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说帖这样的细节,后人更无另做假设的权利。相对于无可争辩的“星期天”,伸缩度很大的“天气晴朗”,更值得留意。一心救国的青年学生,不会分心考虑阴晴冷暖;可游行当天的天气情况,切实制约着大规模群众集会的效果。尤其是集会天安门前、受气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戏剧性场面,实际上都与天气状况不无关系。
更何况,对于后人之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需要虚拟的,第一便是此并非无关紧要的“天气晴朗”。
五四那天的天气,不受时人及史家的关注。不像6月3日——那天北京学生大规模上街演讲,军警包围北大三院,将其作为临时监狱——竟以“狂风怒号”、“黑云遮天”进入史册。军警捕人与狂风怒号,二者刚好配对,很容易大做文章。先是6月5日《晨报》发表的“时评”《咳,这是什么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气,忽然间大变起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本馆的电话也坏了,电灯也灭了。记者这个时候,不禁发了悲天悯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为当老天大怒的时候,正是那几百位青年学生被围的时候。记者此时想到北河(沿)一带的光景,不觉于电光闪闪之中,发了一声长叹,说道:咳!这是什么景象。
接着,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25号,又有陈独秀的《六月三日的北京》,提及政府派军警抓捕上街演说的学生:
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这既是写实,也属象征,特别适合表达某种政治倾向。故史家在论及“六三”时,均喜欢引用陈等颇带文学色彩的描述。6月3日那天确有风雨,但似乎不像《晨报》记者和陈独秀说的那么严重。《鲁迅日记》对天气的记载,历来很仔细。那天的日记是:“晴,下午昙。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
同样依据《鲁迅日记》,我们可以大致复原1919年5月初的天气: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这样的天气,无疑很适合室外活动。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二,立夏前两天,气候宜人。旧京风俗,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举行庙会,据称“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燕京岁时记》);另一盛事则是四月初八的浴佛会,“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盐豆,以黄布帛为悬旌,书曰普结良缘。”(《帝京岁时纪胜》)五四时期的中国,古都北京的气候及习俗,与清代没有多大变异。春夏之交,依然最值得留恋,最适合于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