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急速"左"倾的学生领袖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左”转，形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中共的发动者们，大多为五四运动中活跃而激进的活动分子——难怪毛泽东说，五四运动“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在因五四运动而急速“左”倾，从而改变了人生道路的人群中，张国焘无疑属于特别典型的一个。

出生于江西萍乡县的张国焘，于1916年10月第一次到达北京，进入北京大学，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正是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守旧而腐败的北大开始风气渐变。次年春，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随之从上海迁来的《新青年》先后发表了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8年12月陈独秀主办的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1919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的《新潮》月刊，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的环境下，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张国焘，也成为北大学生中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新思潮像洪流一样到处泛滥，新旧之争不仅在校园和社会之间展开，北大师生内部也在课堂与宿舍里到处辩难。张国焘与父亲之间的分歧也引起争论，家书往还成了父子两代人、新旧观念交锋的有趣方式。张国焘甚至最终说服父亲取消了家里代订的婚事。

作为五四运动的预演，1918年5月21日的总统府请愿事件虽然很不成功，而且影响范围也有限，但它却是意义非凡。这次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如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方豪等，大多是一年后的重要骨干；而且因为有了此次的失败经验，他们在五四运动的组织中，显得更加成熟。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以北大学生为主，反对签定中日协议的1000多位学生的请愿活动。请愿后，“救国第一”的结论为学生普遍接受，张国焘由此加入了不限于北大、但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和核心的国民杂志社，并担任《国民杂志》月刊的发行工作。国民杂志社的100多位社员基本都是狂热的爱国分子，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其中又可分为陈钟凡等保守派、易克嶷等调和派以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激进派。除此之外，张国焘还与邓中夏（当时叫邓康）、罗章龙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在得到学校的支持后，该会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于1919年3月23日，最初有39人），设有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北京大学日刊》经常登载他们关于讲演人员、地点、题目等内容的启事。据此我们知道，1919年5月18日，张国焘讲演了《欧洲和会与世界和平》，邓康讲演了《青岛交涉失败史》，周炳琳（五四后留学美国，后成为北大法学院院长）讲演了《山东与全国之关系》。而25日，张国焘又讲演了《自卫》、《解放》二题，易克嶷则讲演了《抵抗强权》。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成为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国人因之兴奋不已。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和李大钊分别作了题为《劳工神圣》和《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象征八国联军入侵耻辱的克林德碑被拆毁，并被移置到中央公园，改名为“公理战胜碑”，一时之间，“公理战胜强权”成了公众的希望和舆论的话题。但不久传来的巴黎凡尔赛和会失利的消息，尤其是日本将接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屈辱，陡然使对战后国家前途与命运寄予厚望的中国人震惊以至愤怒。而从袁世凯时代起即亲日卖国的财务总长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前后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也因而成了国民发泄怒火的对象。

据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所言，是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学生，于5月3日晚7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代表参加。易克嶷担任这个一千多人大会的主席，说明主旨后，张国焘登台发言。因为是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讲，张情绪不免有些紧张，加上他的萍乡口音很重，像“群众运动”这样的重要名词的发音，也不易被人听懂——但他的演讲还是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后来，“群众运动”也几乎成了他的诨名。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继张国焘之后演说，产生了更大的鼓动力量。在这种伴随着青春热情和政治狂热的集会氛围中，一位叫谢绍敏的学生当场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第二天它成了与“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等同样备受关注的口号与旗帜。